第三部 大军阀的狐步舞 第3310章 赵兴的变法想法(1 / 2)

宋时明月 赤虎 7253 字 2019-10-03

 赵兴缓了口气,继续说:“除此之外,我大宋四邻强敌时时来骚扰,迫使我们不得不养军百万,也是负担沉重的一个原因。该章节由网提供在线阅读要想彻底摆脱这种现象,就必须变革。若不变革,再有百年,甚至要不了百年,三四十年过去了,官绅阶层进一步扩大,小民数量进一步减少,我估计,大祸为期不远了。

皇宋之地在于冗兵冗员,要想消除冗兵冗员,也不是没有办法的,其一就是扩展领土,开海外空间,就是一个手段,让那些失地百姓到海外去垦荒,去为我大宋搜刮财赋,如此,方可减轻我大宋的财赋压力。而开海外领,还有一个好处——南洋小国战斗力不强,各地养的厢军遇上辽国人都是废材,但对付南洋小国却绰绰有余,让他们去南洋小国掠夺,刚好算做废物利用。

然而,这些措施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急策,开海外领,拓展税源,虽然可以缓一时之急,但那些开到了海外,必定会成为新的官绅,若官绅继续不纳粮,要不了多久,我大宋没有小民了,全都成了官绅。那时,税收怎么办,靠谁来纳税,靠谁来支应差役?

所以,大宋真正的祸源是不平等的官绅不纳粮。官绅享受这个国家给予他们的好处,却不承担义务,这才是国家最大的祸患。要想消除这个祸患,就必须让官员们履行责任……”

赵佶插嘴:“太尉在广南不是推行过官绅一体纳税吗,这个法子是否可行?”

赵兴点头:“祖宗之法,官绅不纳粮,但商乃贱籍,祖宗可没说过允许官员经商,相反,还设置了重重禁令,只不过这些禁令都没人执行。

现在的官家在潜坻的时候,就曾经以端王的身份,向广州市舶司依律纳税。这就是一个好的前例。可以最少触动官绅的利益,而后慢慢变革——祖宗之法不是说官绅不纳粮吗,我们依旧官绅不纳粮,但经商必须纳税。

反正,当今经商的禁令也没人遵守,既然官府堵不住。那就敞开口子让他们竞争去,我们按纲收税就行。最终,我们是要过度到官绅与小民同税同义务,但我认为朝廷无需着急。

我们现在是重商主义,商人在交易过程中,最讲究公平,最讲究契约。一个守契约,公正的进行交易的人,人都愿意跟他打交道。这是商业文明带来的必然结果。

而我大宋地商业文明只持续了一百多年。所以我们无需着急,只需要尽力维持这种商业文明的氛围,让公正精髓与契约精神再影响我们一百年。甚至五百年。那时,公正已经渗透到我们的日常意识中,自然而然,小民与商人会起来要求与官绅享有同等的权力,履行相同的义务。于是,社会就趋向于公正。

若让我评价王安石的新法,我认为唯有两样新法必须刻不容缓地实行,其余则该缓就缓。不着急实施——第一就是免役法。官绅一体纳税后,老百姓也无需负担差役。甚至可以靠服差役挣钱养家糊口,这就是为官府做工。

这一点我认为唯有大宋具备。是我们地时代特色。在别地朝代做到这点是不可想象地。开玩笑。老百姓给官府干活。还能挣上钱。也唯有在商业地大宋才不被视作洪水猛兽。这是仁政。我大宋应该将这项政策推至极盛处。

我有一个建议。正想过几天跟朝廷说说。比如:我们可以制定一个各地收入等级。由各地地方官进行申报当地收入情况。并告诉他们这个收入不得作假。因为通过百姓地收入。我们可以计算出当地地经济状况以及税务状况。而今后地方官地政绩。全通过这些数字来表现。他们若想作假。必然影响到自己地升迁。

这些数字报告朝廷后。朝廷可以根据当地收入状况。制定一份免役法实施细则。使我们根据当地地收入制定免役钱——众所周知。地南北不同。北方农民辛苦一年。所获不过三五贯。而南方肥沃之地。百姓劳作一年。有可能收入在百十贯。而广南更不能用这些衡量。广南百姓辛苦一年。每户收入在六百贯左右。

这个收入也可以计算出来:广南人口约两千五百万。年均上交税收约在三千万贯。按十五岁一地比例。它地年均收入应该在十五贯以上。除此之外。广南养军费用、教育费用、免费医疗等各项开支加在一起。应该在人均六十贯左右。按每户十口计算。每户年均收入应该是六百贯——这就是朝廷计算每地财赋税收地依据。

我这里只是粗略地算算。苏三丈精通会计学。应该更了解地方财赋地计算方法。所以只要地方官报一个收入数据。我们应该可以根据这个数据。推算出地方财政地税收与民情。而地方官地政绩。全在于如何使百姓收入上升。这就是量化考核地标准。我广南就是这样对官员进行考核地。

百姓地年均收入出来了。一年共有三百六十天。刨去休沐日。刨去节庆。剩下地就是百姓地工作时间。用这个工作天数去除年均收入。就是百姓平均劳作一天理应获得地平均收入——当地地免役法。付给百姓地免役钱不应该低于这个数字。这样。百姓就可以通过替官府劳作。获得不亚于当地平均收入地生活。如此一来。百姓怎么不愿意应付差役。

为了防止地方官无休无止的支应差役,我们还应该设立一套相应的预决算制定,每年秋季司考的时候,应该要求地方官上报明年的财政计划,若是地方政府支付差役地钱过地方财赋收入,或达到地方财赋收入的一定比例,我们就应该否决地方官的年度财政预算……

这里面还有很多实行诀窍,我就不一一细说了,总之,免役法要想实行,前期需要做的工作很多。我们需要堵住所有贪官可能贪污的漏洞,如此,才能让朝廷的初衷得以贯彻。而朝廷确立这项工作以后,还可以加强中央地控制力,以后朝廷可以通过否决地方的开支计算,控制地方官、地方节镇的为所欲为。将一切权力收归朝廷……”

赵佶插嘴:“如此行事,确实能加强地方地掌控,但我怕控制不了太尉大人这样地弄钱高手。太尉大人不加赋,便年年使广东财赋增长。你刚才所说的广南户均收入过六百贯,这恐怕是真话,但你地计算方法含含糊糊,说明你向朝廷少交税了,少交了不少,足够再养一支大军。譬如像朱雀军那般耗费钱粮无数的吞金兽。”

赵兴尴尬的一笑,跳过这个话题,继续说:“王荆公另一个值得实行的法律就是三舍法。朝廷每三年召集士子进京一次科举,路途遥遥的,需要提前一年做准备,许多人路费不够,便无望参加科举,譬如广南,坡公贬谪去惠州的时候,在路上走了八个月。广南指射之地,有多少士子有这个财力。维持八个月的旅行?

而王荆公的三舍法,却恰好解决了这个问题。以学舍为单位,官府只需每年考核学舍的资格,就可以让天下寒士,能够就近读书,就近学习,学成之后,替国家效力。

我知道,根据朝廷律令。各地官府对当地学生都有各种补贴,以替朝廷养士,栽培读书种子。让朝廷负担养士地费用,也算冗员的一种,将这个负担下放到地方政府,朝廷可以减少支出,天下寒士也可降低求学成本。所以我认为,指射之地的指射之法应该推行天下,本地人就应该担当本地官。如此。才不至于民怨沸腾,祸害乡邻。”

赵兴刚才说地“六民”。是古代中国对国民的分类方法,其中包括官宦、商户、匠户、农户。而农户里又分几个等级,每一个等级的纳税额与承担的国民义务各不相同,而他们的权力也各自不同。

赵兴在这里侃侃而谈,谈的都是治国方略,态度异常恭敬,完全是朝堂奏对的格局。他的这种态度与和乐楼的欢畅气氛有点格格不入,此地谈论国事,场合不对、人物不对,方式更不妥当。然而,小皇帝听地入神,李师师装聋作哑,高俅则一副神游物外的表情,在场的两名太监心不在焉,于是,小房间里没人提醒赵兴——他一个当朝太尉,在此时此地,向赵乙这个大商人解释国策,是多么不合时宜。

满肚子不合时宜,这是王朝云对苏轼的评价。而赵兴一向所作所为,也符合这句评价。如今,当初说这话的西子姑娘已经病逝在岭南,满世界只剩下苏轼与赵兴这对不合时宜的师徒犹在。

小皇帝是出来泡妞的,但赵兴却把这次泡妞行动变成了一场国事讨论会。他将王安石的新法一一进行评价,指出其中的优劣之处。别人评价王安石地新法,可能有所偏颇,大多数时候,他们是根据党派利益,为了反对而反对,为了赞成而赞成。赵兴这个调和派的评价,恰恰带有这个时代难得的公正态度。

“王荆公不愧是学问大家,他对这个时代的了解越了同时代所有的人,所以他指出的时代弊病,无可回避,无可否认”,赵兴最后评价说:“我知道王荆公变法的目的不是替百姓谋利,苏三丈说的不错,他跟王莽一样,就是借口变法而揽权,然而,当时地人对于变法地辩论结果,却证明变法的必须。这说明,王荆公在提出变法地理由之时,那理由确实无懈可击,以至于连司马君实相公都不能否认王荆公说的有理。

然而,王荆公上台以来,所行所为却不是为了变法,变法只是他手中的一把刀,他将一切罪恶掩盖在变法这个借口下,排除异己,树立同党,不择手段的攫取权力。

方今天下,确实到了非变法不可的地步,王荆公没有说出变法的最根本理由,我认为最根本的理由是:我大宋已经到了商业社会,已经到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共和时代。而我们许多祖宗之法,还停留在农奴社会,我们必须建立一套寻求公正,遵守契约的律法,或确立这样一个大原则,使得我们的社会稳步迈向商业时代。

神宗陛下当初没有做到这一点。哲宗陛下没有人清楚方向,当今陛下若想越两位先皇,就需认清时代的大方向。

古人说欲则不达,有些事情过于急切,矫枉过正,反而不妥,我刚才说过,商业文明进化到一定程度,他必然寻求公正。寻求契约精神,寻求诚信,所以我们无需拔苗助长。只需要给今后地时代确立一个大方向。

说起来,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整个南洋都匍匐在我大宋的脚下,那片广阔的海域,就像我大宋的洗澡盆,任我宋人徜翔。与此同时,我大宋已经沐浴在商业文明之下百余年,大宋的百姓,大宋地子民、官绅已经深受商业文明的影响。开始自觉自愿的寻求公正。而民众自的力量,比十所太学更能激励这个社会。在这个时代的大潮面前,我们无需做太多的努力,只要给百姓指明方向,让他们在前进中不至于迷路,如此简单,已经足够了。做到这一切,就可以越两位先皇,甚至越三皇五帝。永远被我华夏子民铭刻在心里——此诚为万世未有之基业,是建立于我们民族心中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