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没人能真正体会得到中华帝国内心的矛盾与彷徨，但始终有人在观察着中华帝国的一举一动。他们中有些人含有善意，有些人怀揣恶，有些心怀敬仰，有些则带着有色眼镜。可无论是哪一种，这些观察从侧面构成了中华帝国的另一个面另一种风情。甚至有的连中国人自己都未曾注意过。

“亲爱的约翰，很高兴能与你恢复通信。漫长的印度洋战争阻碍了我们之间的联系。不过值得庆幸的是这也让我有足够的时间收集在中国的见闻同你分享。我知道你一向对传教士们关于中国的描述嗤之以鼻。认为那些传教士不够诚实，认为法国的那些重农主义者在捏造事实。所以在写信时总再想但愿这上面的东西不要让约翰看着犯困。

好了就像中国人经常说的那样让我们‘言归正传’。从你上一次的信中我得知你为著名的辉格党领袖莎夫茨伯里伯爵医好的怪病，并幸运地成为了伯爵的助手。而且在伯爵的资助下你还开始了《人类理解论》的创作。听到这些我真是替你高兴。我早就说过相比做一个医生，约翰你更适合成为一名哲学家一名政治家。而现在的英国也确实需要有这样的一个人能将英国社会目前所普遍流行的观念用一种完整的逻辑结构将这些零散的观念组合到一起。

虽然我早就知道约翰你是个经验主义者，但我相信在著书过程中必要理论论证还是不可缺少的。而我作为中华帝国的皇家学士，恰恰有幸出入这个国家的上流社会接触各式各样的学者、文官以及将军，并且以一个外来者的身份来参与一场东方式地政治哲学辩论。同欧洲一样一切的起因源于现实个人诉求与传统利益分配的矛盾，不过在中国这导火索却是由中华帝国的缔造者弘武女皇亲手点着地。

或许你在别处已经听说过有关这位东方女皇的诸多奇闻逸事。不过在这里我要明确地声明弘武女皇既不是示巴女王，也不是伊丽莎白一世或伊莎贝尔一世。就我的观察她是一位充满与果敢的改革者。这一点从她对中华帝国的一系列设计中可以一窥端睨。由于女皇和她的追随者均来自帝国的东南沿海。那里的人们思想开放并且乐于接受外来文明特别是欧洲文明的启发。这其中荷兰、葡萄牙作为最先在中国建立贸易据点，欧洲国家对中国人地影响也就特别的明显。因此你可以毫不费力地从中华帝国的现有制度中看到荷兰共和国的一些影子。对弘武女皇也曾在私下里向我坦言说，明帝国崩溃的原因并非只是某个君王地放纵或者某个奸臣的弄权，而是整个天朝制度的缺陷，所以帝国需要借鉴欧洲的一些经验来构筑新的制度。我当时便提出说在欧洲有许多人羡慕中国的制度认为那是完美的政体。女皇却不置可否地微笑说。中国人确实已将政体发挥到了极至，我本人也坚信这世上找不出能比天朝制度更为完美的政体，但‘完美’地另一层意思就是无须创新。亦可理解为‘死亡’，正如就算现在有一个国家完全按照中国的模式执行政体最终走向的结果也只是像明帝国那样崩溃而已。显然弘武女皇的这段话足以驳倒现在欧洲任何一个政体的支持者。

听到这里你或许会奇怪既然弘武女皇如此厌恶政体那她又为什么要登基称帝王。这样的疑问也曾有荷兰学者当着女皇的面提出过。女皇的回答却是，中华地人民需要一个君主所以朕遵照他们的意愿登基称帝。约翰，你或许会说这是一种诡辩，但我却要说这是一种东方式的智慧。毕竟要让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国家突然转变成共和制度是对民众传统信念的一种挑战。任何一个明智的政治家都不应该去轻易挑战这一极限。

不过矛盾始终还是存在的，毕竟议会、宪法、市民自制这些制度与理念在中国传统的制度中从未出现过。虽然这些制度帮助中华帝国解决了传统政体中的一些致命弊病。但中国人地自负让他们无法接受自己受到其它国家制度启发的事实。或者更为确切地说中国文人骄傲的认为华夏文明是这世界上唯一高等的文明，一切事物都已包含在他们引以为傲的文化之中，根本用不着我们这些‘蛮夷’来教授他们什么。为此中华帝国的学者们千方百计地想从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学说中找出相关的蛛丝马迹以证明中华帝国目前的体制乃是受了华夏上古文明的启发。诚然他们从古代文献中寻找出的实例多少有些牵强附会断章取义。但就纯理论研究上来说，中华学者们对宪政制度的论证还是值得我们参考的。

同欧洲一样中华学者首要论证的也是国家的起源。对此中华的学者引用了古代法家学派的哲人管子关于国家起源的论述，‘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未有夫妇配匹之合，兽处群居，以力相证。于是智者诈愚，强者凌弱，老弱孤弱，不得其所。古智者假众力以禁强虐而暴人止，为民兴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师之。……上下设，民生体，而国都立矣。是故国之所以为国者，民体以为国。’这段话与霍布斯先生通过‘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的假设，推导出集体订约，组成国家，将个人的自然权利交给君主的结论极为相似。虽然一些中国文人也指出不管是管子还是中国的其他圣贤都没明确地提出过‘缔约立国’的说法。但以洪武女皇为首的南方文人却认为就算没有确切的成文契约。中国也存在着‘君权民授’的不成文传统。证据就是在中国历史上不少朝代政权的更替主要是由民意来左右而非所谓的贵族血统。既印证了中国的一句谚语‘得民心者得天下’。

由于中国人在‘君权神授’还是‘君权民授’地问题上并不像欧洲存在着那么尖锐的分歧，因此他们很顺利地就能从‘君权民授’推论到宪政制度。用古代圣贤之王黄帝的‘明台之议’，尧的‘衢室之问’，舜的‘生善之旌’，禹的‘陈鼓于朝’，汤的‘总街之庭’来解释议会制度的合法与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