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朕决定,日常讲官话的臣民只需要缴纳一个铜币的人头税,平常不讲官话的臣民,则缴纳十个铜币的人头税。这增加的九个铜说起来也是很多,但是对于官话的推广肯定会有不小的帮助。要改变一个人的语言习惯很难,短期内大概不容易见到成效,但是有了这条政策,若干年后中华大地上必然会普及官话。”
“为促进百姓使用官话的积极性,朕规定:凡某县通过该项考核后,若邻县尚未通过核查,则该县所减免的人头税由邻县分担。此外,对邻县额外加征的人头税不必缴纳国库,而是作为奖励给予通过考核之县的教谕。”
吏部尚书蹇义虽然在看役法改革的内容,但耳朵也没闲着。听到这里,蹇义小心翼翼地进谏道:“皇上,要鉴定每一个百姓平日是否说官话似乎太过困难。”
朱棣瞥了蹇义一眼。
“一个一个地鉴定自然是不成的,就以县为单位。由县学的教谕向礼部申报,然后朝廷进行核查。若整个县的百姓基本讲官话,那么这个县的百姓就只征收一个铜钱的人头税主税。”
蹇义犹豫了一会儿,继续谏道:“臣担心,派去核查的官员会难以掌握‘基本讲官话’这个尺度。”
“基本讲官话这个尺度很难把握吗?”朱棣先是厉声责问,转念一想,蹇义大概是在担心官员受贿后会在主观上放宽标准,于是放缓语调。“朕知道你在担忧什么。核查的问题好解决,就由礼部、锦衣卫以及监察部分别派员前去核查。若是三结论相同自然没什么,若是三结论有异,朕自会再派钦差前去复查。”
“好了,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在这件事上朱棣之所以决定圣躬独裁,倒不是因为他对后世的普通话有什么特别的感情。反正语言只不过是思想的载体,只要能够让人正常地交流,管它是北京话、陕西话还是闽南语呢?真正的原因在于,朱棣从后世穿越而来,习惯说普通话,而燕王之前也总是说一口流利的北平话。这个时代的北平话和后世的北京话虽说有一定的区别,但大致上相差也不大。为了方便自己,朱棣自然只能选择推广官话而不是别的什么地方语言。
推广北平话是为了方便自己,而统一语言则是为了促进民族融合。只不过这个时代的人不懂得这个道理。
说起来难为情,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做这件事的人,反倒是身为少数民族的乾隆。历史上那些被汉化的少数民族均是生活在汉人之中,由于生活习惯、使用的文字语言逐渐被汉人同化,因此自然而然地融入了汉民族之中。朱棣希望加速这种过程,推广官话只是第一步,将来,朱棣还会诱使拥有本族文字的少数民族使用汉字。至于说保存少数民族的民族特色问题,朱棣却是不关心的——生活习惯不同倒也罢了,语言和文字不同在朱棣看来只会带来麻烦,不会有任何好处。所谓民族特色什么的,如果不能给国家带来实际的利益,朱棣绝不介意让它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朕再接着解答维喆和士奇的第二个疑问。”
“所谓的税率累进制,意思就是说纳税额度在一个水平线以下按某个统一标准缴纳,而纳税额度超过这个水平线,其超过额度的部分则按更高税率缴纳。”
“以往的税率是水平地施行于全体纳税人,及于每家仅有三五亩极为单薄之下户,其税收极容易达到饱和点。如果稍稍逾此一步,纳税人便无力负担。若是设定税率累进制,这种税制不会让下户多缴纳一文钱,而家庭富裕缴纳更多的税也不至于觉得难以承受。于是,朝廷便能获得更多的赋税。”
“历朝之所以未曾提及税率累进制,大概是因为交通、通信困难,民智未开,无法在乡村之中确切地监视。若是将税收的程序繁复化,恐怕无法解决技术上的困难。但如果实施浮动田赋自行申报制度,这一难题便可解决。在利益的驱使下,百姓自然会自觉地相互监督其缴税额度。于是,官府不必增加官吏进而密切监视乡村具体的贫富情况,也能够实施税率累进制。”
“税率累进制这样设定好了:百亩以上,超过部分每亩额外征收十文;三百亩以上,超过部分每亩额外征收二十文;七百亩以上,超过部分每亩额外征收三十文,两千亩以上,超过部分每亩额外征收四十文;一万亩以上,超过部分每亩额外征收五十文……”
说到这里朱棣顿了顿。其实这种额度的累进税率并不高,家中拥有田地万亩以上,超过部分每亩额外所征收的五十文其实只相当于五斤米。若是针对兼并,区区五十文的累进税并不足以产生足够的阻碍效果。
事实上,如果处于别的年代,朱棣会将累进制税率定得更高些,用以限制兼并。然而为了促进殖民活动,朱棣却只能将累进制税率定在大地主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只要不打消大地主兼并土地的热情,那便必然会导致部分自耕农失去土地,进而能够促进殖民活动。
朱棣不觉得自己很残酷。再怎么说,税率累进制多多少少也对兼并可以产生一些限制作用,他没鼓励兼并已经是很不错了——要知道,英国在“羊吃人”运动期间所颁布的法律中,不少都是有利于兼并的。
朱棣为自己的善良感动了一会儿,然后继续说道。
“大明立国后核定田产超过七百亩的富户为十四万有余。以这十四万富户计算,即便每户田产只是刚刚达到七百亩,其中有一百亩无需额外收税,然后有两百亩需按每亩十文额外缴纳两千文,接下来还有四百亩需按每亩二十文额外缴纳八千文,也就是说,田产达七百亩的富户至少需额外缴纳十贯。对于田产超过七百亩的富户而言,额外缴纳十贯并不是无法承受的重赋,然而国库却可以因此一年额外至少增加一百四十万贯的税收。”
见底下那些学富五车的人恭敬中带着崇拜,表情象个刚入学的童蒙在文庙参拜孔子一般,朱棣不无得意地一笑。
明朝的低税政策表面上看似藏富于民,但实际上却只是有利于士绅、地主和官僚阶层而已。因为,明朝国家财政的捉襟见肘导致了政府在公共事业上投资严重不足,而公共事业诸如运输道路的改善、水利的兴修、荒政救助,都是有利于经济展、社会稳定和人民基本生活保障的。在公共事业上的投资严重不足,结果却导致了国家和人民都穷困。当然,单纯的高税政策同样不可行,因为“官逼民反”这句话并不是闹着玩的。因此唯有实施累进制税率才是最好的选择。
在后世某些小说中,一百四十万贯(注1)只不过相当于一件极品玉器的价格。但事实上,明朝的税粮收入一年也只不过三千万石左右。仅凭这种累进制税率便可以在不加重平民负担的前提下,使得政府的税粮收入增加5%!
“好了,今天召你们来其实是为了讨论一下吏治的问题。”
底下五个人顿时警觉地竖起耳朵屏息静听。
注1:读可以简单理解为:大明宝钞、白银、大米之间的相互兑换比例为1贯大明宝钞=1两白银=1石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