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一般小商贩和更多的普通百姓，则因为此类加倍的盘剥而濒于破产，使得“村镇负担者俱困”、“倍尅于齐民”。而这也是这个时代权力集团经营商业的通则。

大明一朝，除了皇帝、贵戚经商，明朝制度规定四品以上官员禁止做买卖，不许与民争利，但这一条始终行不通。

事实上是官愈大，作买卖愈多愈大。比如辅徐阶大规模经营商业的同时，还通过手中的权力直接控制和侵渔地方和中央财政税收，家中“多蓄织妇，岁计所织，与市为贾”。

朝廷要员这种以自己手中的政治和财政等大权作为家族经商牟利靠山，非常典型地说明了“权力经济”体制与近现代商品经济体制的悖逆。

“官愈大，作买卖愈多愈大”的权力法则，也使得明代后期展极盛的士绅经商浪潮，自神宗以来，黩货之风日甚一日，国维不张而人心大坏，数十年来于此矣。万历以后，天下水利、碾硙、场渡、市集，无不属之豪绅，相沿以为常事矣!

士绅阶层对于天下几乎一切重要市场资源的垄断，已经展到“相沿以为常事”的骇人程度。商人为了利益最大化，所以通常“托庇于官僚政治之下，积极参与政治”，这也是这个时代商人阶层，安身立命和争取商业经营空间的主要出路。

与西方中世纪后期城市经济兴起时商人阶层对独立政治地位的追求相反，秦汉以后的历代中国商人都把钻营附庸政治权力作为自己存身财的门径。

商人们不仅靠贿赂官吏而使自己得到逃税减税，更一进步通过科举制度渗透到政府当中，极力争取对自己家族和阶层有利的政策，阻止对自己阶层不利的政策，乃至搞臭阻碍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官员、宦官，甚至皇帝都不能幸免。

大明历代皇帝都穷得要死，只要皇帝一要求加收商税，朝廷百官和各地的士绅官僚，必会群情激昂“为民请命”，什么藏富于民啦，不与民争利啦，并引经据典的大肆批驳。

其实说到底，就是不想缴税。他们口中的民，是他们自己，不是农民，不是工人，更不是说大明是穷死的，这个一点也不夸张。如果大明有钱，就不会逼边军造反，就不会无钱粮就济饥民，就不会不停地加农税逼农民造反。

明末崇祯大旱期间，北方赤地千里，饿殍遍（www.biquwu.cn）地，可东林党的老家却纸醉金迷，最无耻的是，东林党最后大部分都投降满清了，一个个争当带路党，反正历史都是他们来写，是凡极力主张收商税的皇帝都成了暴君独夫。

远东公司当然不会继续施行士绅阶层免税政策，尤其是中原各地的商税，也是未来远东公司重点解决的问题。

通过现代社会的经验，结合这个时代的实际情况和历史背景，制定合理有效的税务改革。税收是国家的命脉，政府为商户创造一个和谐的商业环境，商人们赚取惊人的利润，却不想缴纳税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未完待续。)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