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税赋结构向来繁复，徽州又是纳税大户，账册涉及到大量科目之间的折兑均平，正是绝佳的应用题例，很符合帅师爷的胃口。

不平凡的成绩很快就真的做出来一点眉目了：他在盘点了各项税目后注意到，徽州府每年向南京承运库交纳的税粮中，除正税之外，还有一笔科目叫做“人丁丝绢”，须以实物缴纳，且数额甚大，每年要缴八千七百八十匹生绢。

帅嘉谟觉得不太对劲，于是再往下去查徽州府下属诸县的分账，果然发现一个惊人的现象：徽州府下辖六县，其他五县都没有“人丁丝绢”这么一笔赋税，只有歙县的账簿上有一笔支出，数字也是八千七百八十匹生绢，然而科目却又对不上，因为这里叫做“夏税生丝”。

换句话说，徽州府这笔每年八千七百八十匹生绢的税支，全部是由歙县在负担，其他五县一文不出。

帅嘉谟顿时大为骇异，因为这可不是小数目了，是一笔巨款。为了确保自己没算错或者误会，他还特意去查了一下《大明会典》。

《大明会典》里面收录了大明自开国以来的典章沿革以及各级政府税赋资料、行政法规，且从弘治朝开始，每代都会进行修订，基本上可当做年鉴来用。

帅嘉谟在《大明会典》里的徽州府条目下，找到了同样的纳税记录。更重要的是，《会典》里只提及是由徽州府承担“人丁丝绢”，并无任何字样表明是歙县独自承担。这说明徽州府的这一笔“人丁丝绢”的税目，应该是六县均摊，怎么可以只压在歙县一处呢？

不行，这件事关乎一县之民生，可不能这么糊涂下去！必须得挖个水落石出！

就像所有的力争在平凡岗位上取得不平凡成就的人一样，帅嘉谟面对眼前出现了难题，不惊反喜，兴致勃勃地继续深入挖掘。最终，他在《徽州府志》里找到一条古早的线索。

徽州这个地方，归附于太祖的时间很早。朱元璋在元至正二十四年称吴王之后，在徽州实施的第一件事，就是修改元税，称为“甲辰法制”。结果年底核查，中书省发现数字有问题，于是在至正二十五年搞了一次“乙巳改制”，很多科目的税额要重新调整。

结果帅嘉谟一查之下，发现歙县跟此前缴纳的夏麦相比，同比差了九千七百石。于是朝廷针对歙县的三千六百四十六顷轻租田，每亩各加征“夏税生丝”四钱，以弥补缺额——这就是歙县“夏税生丝”的由来。

只是这个“补欠夏粮”年代太过久远，看起来和“人丁丝绢”并没关系。帅嘉谟凭着天才般的直觉，觉得这两者之间一定有什么联系，于是拿起笔来，粗粗算了一下。

歙县补的九千七百石夏麦，按照眼下的官方折率，每石折银三钱，九千七百石粮食折算成银子，是梁倩九百零十两。而每年“人丁丝绢”补交的生绢折成银子，每匹七钱，所以折银六千一百四十六两——呃，这么看的话，两个数字似乎没什么关联。

可帅嘉谟到底是个数学人才，脑子转得很快。他很快想到，徽州六县彼此相邻，一个县夏麦歉收，其他五个县不可能幸免。于是他再一追查，发现在同一时间，黟、休宁、婺源、祁门、绩溪五县也亏欠夏粮，一共是一万零七百八十石，可折银三千两百三十四两。

两千九百零十两加三千两百三十四两，共计六千一百四十四两！

这个数字，和“人丁丝绢”只差二两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