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必须改变先前的以胜利者自居而鄙夷南人的态度。这一点杨广一开始就与一般关陇贵胄不同。他自小就“好学，善属文”，作文时刻意模仿由南朝入周的庾信的文体。更不用说他的王妃萧玥乃梁昭明太子萧统的玄孙女，而萧逸风父子则更是杨广目前的力助了。

今年的杨广才二十二岁，也极想在江南成就一番事业，来到江南之初，即对原先的关中本位高压政策进行了很大调整，“息武兴文，方应光显”，开始广泛收纳江南人士。

早在灭陈之时，杨广就听从了萧玚的建议，竭力招引江南才士，如会稽虞绰、吴郡潘徽等。河东柳顾言原为西梁侍中，梁废后转入晋王府咨议参军，由于他熟悉江南士林，杨广就让他广泛招引旧陈才俊。柳顾言招到著名学子百余人，皆充晋王府文学之用，其中丹阳诸葛颖清辩有文才，杨广引为王室记室。会稽虞世基、虞世南兄弟，才华更著，“时人方为二陆”，也被杨广罗致。琅琊王胄兄弟虽政治地位不如往昔，杨广也“引为学士”。

后来释家史料也记“隋开皇十年，炀帝镇于扬越，广搜英异，江表文记，悉点收集”——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杨广还赞助潘徽等江南诸儒编成《江都集礼》一百二十卷，对江南士人崇尚的礼仪文化表示尊重。为了更好地交际江南人士，杨广效法东晋名相王导，学会了一口流利的吴语。这些举动，大大缓和了南人对隋朝的敌对情绪。

杨广生长在佛教之家，当然不会不懂得佛教劝善化民资助王化的政治功用。同样，佛教的兴盛也离不开人间帝王的支持，所以历代都有不少高僧主动向皇帝靠扰。

及移镇扬州，杨广听了萧逸风的积极“怂恿”，更以江南佛教的最大护法者自许，他在江都宣称：近年奉诏专征，吊民伐罪，江东混一，海内又宁，塔安其堵，市不易业。……而亡殷顽民不惭怀土，有苗恃险敢恣螳螂，横使寺塔焚烧，如比屋流散，钟梵辍响，鸡犬不闻，废寺同于火宅，持钵略成空返，僧众无依，实可伤叹。

一句话就把江南佛塔被毁的责任推到叛乱分子身上，其意即是表示江南佛教是需要他的支持的。杨广既然要利用宗教收揽人心，江南佛教界的头面人物、天台山寺的天台大师自然成了他要拉拢的首要目标。

开皇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受命坐镇江都的秦王杨俊首先向天台大师致书，存问“道体何如”。开皇十年正月十六日隋文帝又致书“敬问”。同年五月十九日，秦王杨俊再致书并“奉施沈香”，延请天台大师前往江都。但智顗因杨坚的重北轻南态度而心存观望，婉言拒曰：“虽欲相见，终恐缘差。”

杨广移镇江都，很快派萧逸风“往彼延屈”，给智顗送来《初迎书》：“希能轻举以沃虚襟，伫望来仪不乖眷意”。迎书自称“弟子杨广和南”，尊智顗为师，言辞十分诚恳。杨广还命有司修葺禅众寺以供智顗暂住，而“愿忘怀受施”，竭诚尽敬迎智顗来江都。

但智顗见杨坚并无改变动向之意，也未见杨广有何实际举动，于是仍求躲避，他推说“初陈寡德”，辞不敢当，“次让名僧”，推诿不赴，“后举同学”，以他人自代。杨广则再三恳请，执弟子礼甚恭，智顗“三辞不免”，最后在萧逸风威逼利诱简直手段用尽之后，他终于勉强答应前往江都。

行前，智顗“仍求四愿”，提出了四项前提条件。其一为“愿勿以禅法见期”，即请晋王不要期望过高，不要指望传授禅法。其二称“虽欲自慎，终恐朴直忤人，愿不责其规矩”，允许保有自己独立的个性人格。“三微欲传灯以报法恩，若身当戒范应要去就，……若通法愿许为法，勿嫌轻重”。这是为自己传佛法而不阿世敬请谅解。四曰：“三十年水石之间因以成性。……若丘壑念起，愿放其饮啄以卒残生。”这句更干脆，根本就是声明自己此去应有来去自由——他虽然修为了得，但杨广此刻身边拥有的昭玄院高手们若真要强行留人，也不是办不到的。“四愿”言辞柔中有刚，表明智顗对隋朝上层的迟疑观望，力图跟他们保持一定距离。

这当然是萧逸风父子和杨广不希望见到的，但是此刻，他们不得不把这一切都先忍耐下来。

杨广时“方希净戒，故妙愿唯诺，一一允诺”。于是，开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江都城内总管府金城殿设千僧会，隆重迎谒了智顗。会上智顗为杨广授菩萨戒，杨广自称“弟子所以虔诚遥注，命楫远迎，每虑缘差。值诸留难，亦即圣上心路豁然，乃披云雾，即销烦恼”，十分恭敬地拜智顗为师。戒毕智顗为杨广取法名曰“总持菩萨”，杨广则奉智顗为“智者大师”，且“奉送供给隆重转倍于前”。这年杨广二十三岁，智顗已五十四岁，他们名义上的师徒关系就此确立。

原本萧逸风以为，既然有了这层关系，日后就一切好说话，南方佛门的势力被杨广这一派掌握也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但是，事情真的这么一帆风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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