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爷，现下我们大明第一要务当是强军，强军首先要做的便是建兵工厂，大造枪炮。现下王爷将大笔的资金投入教育，恕臣直言，臣觉得是有点本末倒置了。”曾纪泽手下洋务第一干将向他提出了质疑。

“那么你认为，这教育不该作为首要振兴之事吗？”曾纪泽饶有兴致的听他的意见。

“王爷振兴教育是没错的，但王爷这教育改革计划是投入太大，回报期太长，臣以为完全不必搞如此大的规模。不错，我大明现下是需要人才，但也不至于苛求每一名臣民都有文化，咱们只需设一定规模的学校，培养所需的人才便是了，全民普及教育，未免有些浪费资源。”丁日昌道出了他的看法，与大多数人的臣僚眼光相同。

曾纪泽与这些人的看法恰恰相反，全民普及教育固然是一个很大的投入，在一定程度上来说，甚至会是国家财政的“负担”，而且一名孩童从小学到中学，再从中学到大学，培养周期往往耗费十几年的时间，这就是丁日昌所说的“回报期长”。

但一个真正有远见的政治家一定会明白，尽管全民教育投入大，回报期长，但其回报却是巨大的，无可比拟的。在曾纪泽看来，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失败，内在的最大原因便是未能普及全民教育，当数亿人民尚处于愚昧之中时，又怎么能期待他们不踏上狂热虚无主义的贼船呢。

而日本崛起了，就是因为明治维新把振兴教育作为重中之重。当一个国家大多数民智被开启时，那种对富强、民主、文明、自由的追求是任何暴力机器都阻挡不住地，而这种执着的追求，正是一个国家强大的动力所在。

曾纪泽并没有责怪他，只是笑了笑，道：“这就好比你有一个渔塘，还有十两银子，你把其中三两买鱼苗。七两盖你家的大瓦房。接下来卖鱼挣的钱，你再拿三成买鱼苗，七成置家具，慢慢的。你房子也有了，鱼也有了，看起来你很宽绰。”

“但你也可以换一个思路，咱先不住瓦房，忍一忍住草屋。把十两银子全去买鱼苗，挣来的钱再去买更多的鱼苗，然后，当若干年过去后，你突然发现，自己不仅仅有钱盖房子了，甚至可以进城里买豪宅。还可以娶好几房小妾。而你家周围那些急着盖瓦房地人，现在有的依然只是瓦房而已。”

曾纪泽先给他编了一个故事。然后才扯向正题：“教育固然有你所说的那些姑且认为是缺点的东西，但依本王看。教育正如后者地养鱼方式，那才是使一个国家富强的根本。正如平地起高楼。教育就是最下面的地基，教育不兴。咱们就算建再多的工厂，造再多的枪炮，总有一天，这座高楼大厦也会轰然倒塌。”

“王爷，你地解释固然有理，但臣还是想不太通。”丁日昌仍是心怀疑惑。

曾纪泽道：“革新之业，本就非你等深通，就算是本王，许多事也只有踏着石头过河，所以既然想不通，寻就不必多想，就用将来来证明本王今日的决策吧。”

曾纪泽目光深远。算无遗策。这是东系上下都熟知地。这也是他实行了诸多举措。虽然众人多有质疑与反对。但最后都还是采取了积极支持地态度。因为他们深信着他们地吴王。深信他无论做出怎样地决策。都将是英明正确地。他们之所以暂时不理解。是因为他们乃凡夫俗眼。无法如吴王那样洞察深远罢了。

“臣明白了。臣虽然现在无法领悟王爷地用心。但臣终有一日会领悟。只要是王爷地决定。臣必全力执行。”丁日昌表明了他地态度。

对于其他人地质疑。曾纪泽自然没有功夫去一一解释。但他手中现在有了报纸这个绝佳地宣传工具。自然要充分地利用。于是曾纪泽又先后在《明报》发表了数篇关于教改地文章。回应政府民间地各种质疑。

在教改方案公布不久。曾纪泽即与冯桂芬容闳等人议定了在江苏政府控制区域兴建五所大学。这五所大学分别是：

徐州。徐州矿冶学堂。苏州。苏州商业学堂。苏州兵工学堂。上海。上海船舶技术学堂。上海水师军官学堂。

这五所新建学堂分别涉及了矿、商、军、船等多个重点行业。兴办地区也是因地置宜。便于与当地工商业相结合。加上原先创办地复旦公学堂和同济医学堂。江苏省将拥有七所高等学府。

这其中，曾纪泽对复旦公学堂的期望与投入是最大的，该校成立数年来，政府对该校的投资也在连年追加，师资力量和学校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

美国有哈佛大学，号称美国的智慧与精神所在，曾纪泽希望复旦公学堂能够成为大明的哈佛，为将来大明乃至中国的发展与振兴，担负起智慧头脑的重任。

复旦公学堂的第一届毕业生的毕业之期马上临近，而这些人也早就成了江苏省从政府到民间争抢的人才，全部两百名毕业生的就业方向早在半年前就已确定，而这些人除了部分进入省政府以及下属的工商企业工作外，大部分人都志愿加入即将实施的各项革新之中，而曾纪泽在《明报》中关于教育的几篇文章，则是驱使不少毕业生投入到教育事业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