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讨论国企改革中的国有资产问题，首先必须将国企改革中涉及到的国有资产界定清楚，然后才有一个基础去讨论其流失的问题，也才有可能制定出针对各种不同性质的国有产权的法律保护措施。通过法律上的界定，我们发现目前引起人们巨大担忧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实际上还是很小的一部分国有资产的问题，有很大一部分国有资产的流失基本还不在人们的视野之中。郎教授为我们的国企改革敲响了一记警钟，我们不能再仅仅从经济的角度而不从法律的角度看待国企改革中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了。”

萧宸提到的郎教授敲警钟的事，按照他自己的记忆，应该出现在04年，但不知为何，在这个时空中，却是在03年下半年就出现了，提早了近一年时间。他有时候琢磨，该不会自己一只小蝴蝶居然让华夏的历史发展得快了一年吧？想来自己应该还没有这样大的能量才是，这次……许是一次意外？

萧宸在法律问题上，相比几位巨头，算是专家级的了，众人自然都点头表示同意，附和了一番之后，却是侯东往提问了：“这次全会正式提出了hún合所有制这个概念，萧宸啊，咱们这只有你是中央的，尤其是还主管咱们东三省，今天这里也没外人，你给咱们lù个底？”

他这么一说，众人自然都表示同意，萧宸倒也不矫情，说道：“我们知道，hún合所有制尤其是其中的股份制，以其完备的企业治理结构、健全的运行机制，合理的资产负债比例，良好的经济效益，正成为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的方向。我以为这一点应该是毋庸置疑的吧？”

他环视了众位一眼，说：“这次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在论述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时，首次明确提出了要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hún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可以说，这是对以往在国有企业所有制改革方向上的肯定。

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任务之一。这种基本经济制度有三重内涵：一是多元的所有制结构。这是就社会层面而言的，其含义是指公有制经济和sī有制经济在同一社会形态中并存，相互融合，互为补充，共同发展。二是经济运行机制上的hún合的经济体制。其含义是指在资源配置上，既非单纯的市场机制，也非单纯的计划机制，而是在市场机制起基础性作用的同时，又有国家的宏观调控，计划与市场各有侧重，共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三是hún合的资产组织形式。这是就企业层面而言的，它指的是在一个联合体内，公有经济与非公有经济、劳动和资本等原生的所有制形式通过一定的资产组织形式，hún合为一种次生的所有制形式，如股份制经济、股份合作制经济、联营经济等。”

说法律的时候，基本没人能chā话，但说到国企改革本身，诸位领导可都是有研究的，李正锋就最先反应过来：“我同意萧主任的意见，就上述三重内涵的关系而言，关键在企业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尤其是国有企业所有制的实现形式。这是前两者能够发挥其作用的基础。传统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是产权主体单一的国有制，而hún合所有制则有多个出资人，其企业股权是一种hún合状态，也即各种所有制经济能够融为一体，从而形成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的hún合所有制形式。当今，它已成为市场经济国家企业非常重要的组织形式，相当有生命力。在我国，当外来资本和民间资本进入国有企业后，也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这些企业单一的所有制结构，使之变成较复杂的hún合所有制形式。”

侯东往也不甘示弱，笑着说：“说得对。改革开放以来，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为hún合所有制经济成分的发展提供了空前的机遇，股份制、股份合作制、联营经济等hún合所有制经济迅速发展，hún合型经济增势强劲。以公有制经济占很大比重的京城市为例，据统计，1999年，联营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等hún合所有制经济增加值占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0.6%，比1995年提高5.2个百分点，年均增速为31.5%，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1.7%，比1996年提高17.7个百分点。截止2001年底，全市股份制企业达3589家，股份合作制企业达14473家，联营企业1125户。在工业增加值中，股份制经济工业增加值为80.279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2.1358亿元，大大高于工业增加值的平均数。”

侯省长发言了，龙江的张省长自然也不能落下，立刻跟着他的话锋说道：“不错，有学者把这种以股份制为主的hún合所有制称之为新公有制或新国企。不论怎样称呼，hún合所有制尤其是其中的股份制，作为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以其完备的企业治理结构、健全的运行机制，合理的资产负债比例，良好的经济效益，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因而受到普遍的欢迎，正成为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的方向。”

萧宸微微笑着，伸出一根手指：“首先，ún合所有制企业既不同于传统的国企，也因为国有产权在企业产权结构中仍然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从而与sī营企业有本质区别。换言之，它们既保持了国有的基本性质，但又不排斥非国有的东西，其运营又能按照市场原则进行，这正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在企业内部的最好结合。未来5-10年，hún合所有制经济若能占到整体经济的60%-80%，华夏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将是十分牢靠的。”

然后又伸出一根手指：“其次，hún合所有制企业成为资产重组、ún合所有制企业的最大优势，在于实现了资本的社会化。它们在日益成熟和壮大的过程中，所具有的经济实力和积累起来的组织资本，不仅有效地利用了自有的资源，而且通过兼并重组，输出组织资本，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了资源的有效配置。”

接着再伸出第三根手指：“再次，hún合所有制既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又有利于实现多数人的利益。建立hún合所有制，是一个引进国内外企业资本入股，包括让企业管理者和员工参股，明确各方面的责权利，增强监督和制衡的过程，这样既可以引进国外企业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又可以充分调动劳动者和经营者的积极性，确保企业提高效率和竞争力。”

王昆书记点了点头：“也就是说，比起其他所有制形式来，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的hún合所有制更能适应华夏国情和现代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因此，在推动国有企业建立hún合所有制形式的改革中，我们应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在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企业华夏有股占的比重少一点未必就是坏事，而外资股或个人股占的比重多一点也未必就不是好事，一切以有利于企业的发展为根本衡量标准？”

萧宸点点头：“是，民营企业、合资企业——包括外资企业——和hún合制国企正在构成华夏微观经济领域的三驾马车。推进建立以hún合所有制形式为主要内容的国有企业改革，将是华夏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长久动力。”

李正锋这时候皱起了眉头，觉得萧主任今天的话风好像有点不对呀？另外两位纪委书记也有些微微皱眉。

萧宸自然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忽然话锋一转：“不过，这里面产权的置换，在具体cào作中是有讲究的。我们是要解放思想，该放的地方要放，可这放的时候，却不能放亏了本。”

……

一顿晚宴，从19点进行到了十点，菜早已撤了下去，现在桌上是几样点心和沙拉，但巨头们的谈话却仍在继续，这时候已经谈得比较深入，没有再就大理论进行交流，却正式说到了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具体问题。

按照萧宸的看法，东北地区下一步针对大、老、难国企的改革方法应该进行调整，要以“外部型改制”为主，并由出资人统筹支付改制重组费用。

以“外部型改制”为主，就是要大力鼓励外部的战略投资者如民企和外商来受让企业的国有股，甚至整体收购国企。

而与此同时，由出资人统筹支付改制重组费用，就要求新成立的和即将成立的各级国资委勇于承担起出资人应该承担的责任，制止好企业过分抬高各种补偿标准，防止好企业虚假提高改制成本并将改制成本直接从国有净资产中扣除，坚决收取国有股转让、国企整体出售所得的现金收入，用这些现金收入统筹支付好企业本身的改制成本和其他困难企业的改制重组成本。

国有经济在东北三省的经济总量中都占有很高的比重。2002年底，辽安省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值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62％，比全国平均水平大约高20个百分点，而龙江和祥林的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值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比重更高，大约在80％左右。这么高比重的国有经济，显然成为东北振兴中的一个“问题”。

萧宸站在全局的高度，首先给几位东三省的掌舵人分析了这个问题的具体情况，在萧宸看来主要有四点：

1、国企缺乏自主的结构调整机制。许多人都认为东北振兴的关键是所谓的“结构调整”，一般人把这个结构调整理解成产业结构调整，从而认为应该把企业的技术改造作为东北振兴的重点。但在过去二十多年里，东北的结构调整非常被动、非常迟缓却是不争的事实。在1980年代以前，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一直是东北的骄傲。按理说，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一直是华夏的快速工业化时期，特别是目前华夏已经进入了重化工业化阶段，东北的经济增长应该能够获得工业化的强大推动力。可是，二十多年来许多原来工业基础甚为薄弱的地区远远超过了东北的工业发展、经济增长，即使在目前的重化工业化的趋势中，东北也并没有显示出明显的优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国企几乎在各个产业都占有主体地位，而国企缺乏自主的结构调整机制。因此，过去东北的结构调整往往是政fǔ主导的行为，国企常常把技术改造项目看成是政fǔ给的“免费午餐”，所以结构调整容易演变成“水多加面、面多加水”的循环，不但总是跟不上市场的步伐，还留下了一大堆债务。

2、国企对民企的发展具有“挤出效应”。东北三省都意识到了大力发展民营企业的重要性。但是，东北民企的发展状况不但远远比不上东南沿海地区，甚至也逊于一些内陆地区。我们认为，国企对民企发展的“挤出效应”是东北民企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由于大部分行业都被国企主导，国企往往比民企更容易获得各种各样的发展机会，政fǔ一般也认为，作为“已进入者”的国企在技术、人才、经验、设备等各方面都比“初出茅庐”的民企强，都更愿意把机会给国企。

3、国企容易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政企关系的变形、投资环境的恶化。国企的存在，特别是东北有大量老国企存在，很容易由于人员多、包袱重、历史贡献大等原因而不断要求政fǔ“输血”，政fǔ不得不通过行政力量来实现对国企的“倾斜政策”，从而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长此以往，政fǔ逐渐变成了“为国企服务的政fǔ”、“善于管理国企的政fǔ”，而对非国有企业轻则不懂得如何服务、如何管理，重则“损”民企而“奉”国企，导致投资环境的恶化。

4、国企遗留了许多历史包袱。东北大量的老国企冗员多、退休人员多、债务重，成为一个重大的历史包袱。这个历史包袱的存在，给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稳定带来了巨大压力，也构成了区域性的金融隐患。辽安省国企的不良贷款就达到约1900亿元，其中由政fǔ发红头文件“点贷”的就有740亿元，另外还欠地方政fǔ约700亿元，欠职工个人约130亿元，这些遗留问题不解决，无论是政fǔ还是企业，都没有精力去考虑发展的事情。

这一分析，是萧宸理论联系实际，通过文件调查和亲自“微服sī访”之后得出的最终结论，自然引得几位巨头连连点头称是。

萧宸于是趁热打铁，说道：“既然国企已经成为东北振兴中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回避。我认为，东北国企的根本性改革，是东北振兴的必要条件，尽管并不是充分条件。我们先明确两点：1、东北国企改制的状况：小企业快，大企业慢。在过去几年里，东北的国企改革取得了不少进展。但为什么国企在东北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仍然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呢？是因为东北大国企多而且改制慢。

2、下一步的重点改革对象：大、老、难。通过我的多方面调研，我有如下的判断：东北大部分中小型国企已经实现了改制，而且非国有化的程度相当高。剩下的尚未进行改制的国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困难的中小型国企，第二部分是大型国企。

辽安省95％的中小型国企都已经实现改制了，但为什么还有5％没有实现改制？基本原因就是这些都是非常困难的企业，它们没有足够的国有净资产来支付改制重组成本，甚至相当一部分企业的净资产为负，或者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因此，改制重组成本的支付成为这些困难企业改革的拦路虎。

而对于大型国企来说，改制进程缓慢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首先，大型企业的国有净资产盘子非常大，少则几亿，多则几十亿上百亿，中小企业惯常使用的‘内部型改制’形式，即主要由内部人（管理层、职工）来购买国有股，在大企业中往往行不通，内部人没有那么多的资金来‘吃掉’这么庞大的国有资产，政fǔ也不太愿意由内部人来收购大型国企；第二，与中小型国企相比，大型国企的资产质量高、盈利能力强，甚至有些大型国企是垄断性经营，一些地方政fǔ认为，政fǔ明明能从这些企业身上‘赚钱’，为什么偏要那么傻，去放走这棵‘摇钱树’？特别是这两年宏观经济处于景气之中，一些大企业的利润水平相当高，政fǔ更是‘爱不释手’；第三，大型国企在当地具有重要的地位，甚至被当地政fǔ看成是具有‘战略性地位’，即使这些企业处于困难之中，一些地方政fǔ也并不希望国有资本从这样的企业退出，而是希望继续控制这些企业；第四，东北的大型国企一般都历史比较长，兴建于上世纪50年代甚至在20世纪初就奠定了基础，这些老企业不但在职和离退休人员多，而且企业办社会职能也非常齐全，有自己的学校医院等，福利制度也非常完整，改制的成本非常高，一有不慎，就会导致社会不稳定；第五，东北地区的大型国企有相当一部分是中央企业而不是地方企业，中央对这些大型国企的改制难免有政治上的考虑。

因此，对于东北来说，下一步国企改革的重点对象是‘大、老、难’企业，即大型企业、老企业和困难企业。这些企业不改革，即使中小企业全部实现改制，也不能改变东北地区国有经济比重高、民营经济不活跃、区域发展落后的状况。当然，沿用过去的办法是无法推进大、老、难企业改革的，大、老、难企业改革的政策需要创新。”

创新，萧宸又一次提出了创新。

八双眼睛同时聚集到了萧宸年轻而坚毅的脸庞上。就是这位年轻人，十年官路走过，一路创新出了数种新的制度，被国内外誉为“改革先锋”，成绩斐然。

今天，他又一次提出了创新，这一次，是不是能够再出现一次“奇迹”呢？

萧宸从他们的眼中，看到了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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