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就是东亚模式。这个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是经济学家们斗智的战场。一些人把东亚快速的经济增长看作证明了对市场友好的政策——低税、弹性很强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开贸易的优越性。另外一些人则争论说，韩国的产业政策就是证据，证明有选择的政fǔ干预所带来的可能收益。真实情况是，没有单一的“东亚模式”：经济政策差别很大，既有较为开明的香港，又有严加干预的韩国，不仅有印尼普遍的政fǔ**，而且也有极为廉洁的新加坡。东亚的共同点是对贸易的开放和储蓄率超过其它新兴经济体。

还有德国社会市场模式。这个模式的优点是：出sè的教育和培训，慷慨的福利国家和工资差距较小培养了社会的和谐；公司和银行之间的密切关系助长了高投资。缺点是：权力过大的工会、高税、过分慷慨的失业救济和对劳动力市场及产品市场的广泛限制导致了失业率居高不下。

最后是荷兰模式。荷兰一度是欧洲僵化症的一个极端实例。但现在一些人却视之为欧洲其余国家学习的一种模式。工人们接受了工资的较低增加，以换取工作岗位的增加；对兼职和临时工作的规章放宽了；社会保险税降低了。结果是失业率引人注目地下降——降到３．６％。荷兰模式看来提供了一条途径，减少失业，而又不大大削弱福利国家，也不造成报酬的巨大差异。然而，这种被当作头条新闻的低失业率所绘出的图画，其玫瑰sè过于浓重；１／３的工人只在部分工作时间里有活干，这一比例是富裕国家当中最高的；有异常多的人领取丧失劳动能力或患病救济金，因而没有计入失业者之中。”

“分析得不错，但我们华夏可跟别人都不同，你觉得这些东西对我们的借鉴意义何在？你又是怎么看待我们国内的经济模式？”萧正的语气bō澜不惊。

萧宸微微一笑：“借鉴意义暂时不说，我先说我们国内的情况吧。在现行的政绩标准和财税体制压力下，许多政fǔ官员把‘结构调整’理解为大量投入土地、信贷等资源，从而大搞市政建设、形象工程，实现产业结构的‘重型化’，这说明我国还没有脱离传统的增长模式，是重走旧型工业化的道路。

旧型工业化是在第一次产业革命后，由投资驱动的工业化道路，其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积累。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前，走的就是旧型工业化道路。

时到如今，长期的旧体制仍然留下了政fǔ配置重要经济资源，政绩标准以ｇｄｐ增长为主，财税体制缺陷和要素价格扭曲等一系列‘遗产’，使各级官员易于回到传统增长模式。”

“嗯，弊端在哪？”萧正的口气听起来，考校萧宸的成分更大一些。

萧宸自然毫不怯场，说：“旧型工业化有七大弊端：一是扬短避长，làng费资源。改善资源配置和提高经济效率的首要要求，是‘扬长避短，发挥优势’，而我国资源禀赋的特点是：人力资源丰富、自然资源短缺、资本资源紧俏、生态环境脆弱，在这样的条件下集中力量发展重化工业，显然是扬短避长，妨碍效率提高。

二是削弱技术创新，延缓提高效率。由于要素价格扭曲，政策向重化工业和加工业倾斜，压抑了企业在技术创新、产品升级和提高效率上的投入。

三是造成原材料、燃料资源的高度紧张。2003年我国ｇｄｐ占世界4％，而资源消耗石油7.4％、原煤31％、铁矿石30％、钢材21％、氧化铝25％、水泥40％。华夏的自然资源并不丰富，无法支撑高资源耗费的粗放增长。

四是破坏生态环境。高污染产业的过度发展，造成我国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

五是增加就业难度。我国有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城市劳动力需要在城市工商业中就业，但是重化工业创造新就业岗位的能力很差。

六是抑制服务业发展。由于对服务业投入不足、政策支持不够，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发展不起来，我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近年来不升反降。

七是引发短期和长期的金融问题。据国家发改委统计，美德法等国ｇｄｐ中用于投资的占10％～20％，我国为40％～45％。这种投资比重过大的局面，在短期内会引发投资与消费结构扭曲，造成国内最终需求不足；在长期会隐含金融风险。在过量投资主要靠银行信贷支撑的条件下，无效投资意味着银行系统不良资产和金融风险的积累。”

萧正微微坐正，问道：“对此，你觉得应该怎么改变呢？”

萧宸一摊手：“我觉得，当前华夏经济应该通过三条路径增长模式的转变，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第一，加快科学技术进步，要促进基于科学的技术在经济各领域中的运用，鼓励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第二，加快服务业发展，政fǔ要鼓励和帮助制造业向高附加值和高盈利率的上下游延伸，发展现代综合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第三，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要通过信息服务提高各行各业以及整个经济的效率。”

萧正把问题拉回去了一步，问：“刚才你提到重化工业问题，我想问一句，2003年我国经济开始新一轮快速增长，主要是依靠在如钢铁、化工、重型机械等重化工业领域的大规模投资。一些人认为这种在重化工业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标志着华夏进入了新一轮经济增长的上扬期……你的看法？”

萧宸接过保姆递过来的茶，道了声谢，说道：“‘十五’计划确定以调整结构为主线，这是很正确的，但在当前的经济体制条件下，以及在现行干部考核制度和财税制度的压力下，许多政fǔ官员把‘结构优化’解释为大量投入土地、信贷等资源，实现产业结构的重型化。这种认识使‘十五’计划在执行中出了不少的问题。

重化工业倾向对经济发展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一是妨碍了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发展滞后导致整体经济效率不高；第二就是煤、电、油、运的全面紧张，资源问题日益突出；三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日趋严重；第四个问题是就业状况恶化；五是促成了经济过热，并使整个经济蕴涵着金融风险。

所以我认为，工业重型化这条旧型工业化道路是没有前途的。我们必须实现发展模式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坚决扭转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的现状，全面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逐步构建节约型的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走出一条具有华夏特sè的节约型发展道路’。

这种新型工业化的道路，首先应有别于早期工业化，也就是旧工业化道路。早期的工业化道路是靠物质资本积累，以及机器代替手工劳动来实现经济增长的，现代经济增长则主要靠人力资本积累和效率提高实现。我认为所谓‘新型工业化’，具有两重意义：第一重意义是相对于旧型的而言的；第二重意义是信息时代的新型，就是**所讲的‘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萧正笑了一笑，所有所指地说：“最近中央电视台做了一期节目叫‘华夏经验’，访问十几个省的省长、书记，每位的发言都是大同小异，他们的核心思想就是发展工业，因为只有这样才有税收，才能显示地方政fǔ的政绩。你刚才对此做了一些个人分析，我忽然想到一点，假如我们的税收可以征收物业税的话，那么地方政fǔ就可以不发展工业，也有稳定的税源。物业税是以房价为税基的，房价越高，收的税就越多。那么地方政fǔ就都去提高房价，从而就更有动力去改善一些与房价密切相关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那时候地方政fǔ岂不是会比谁的社会治安好、谁的空气好、谁的水好。比如说近来川都和临安打擂台，都在说自己是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因此它们就会在改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上展开竞争，从而使地方的环境得到改善。照你个这个观点，如果政fǔ的工作是放在这些方面而不是去决定如何拉动生产、决定生产什么，那么政fǔ职能的定位也就对了？”

萧宸立刻否认：“那不同啊，都去收物业税了，虽然炒房的人肯定要少很多，房价也可能渐趋合理，居住条件也会相应改善……可是失业率怎么办呢？总得社会生产力够不够呢？我们不能因为要住得安心舒心，就不吃饭了吧？”

萧正笑着摆摆手：“2004年我国9.1％的gdp增长里面工业占了64％。对工业高速增长作用最大的六个行业分别是电子、冶金、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电力、化工和电气机械行业。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重工业增长18.6％，大大超过了轻工业14.6％的增长速度，表明华夏进入了新的重化工业主导的发展阶段。由于重工业增长超过轻工业，重工业与轻工业的比重从98年为60：40，2000年为62.5：37.5进一步上升至2003年为64：36。

华夏的工业增长是不是到头了，是不是可以跳过重化工业的发展？工业化有几个指标，第一是农业，农业在整个产业的比重下降到1第二是农业就业的人口，要求降到第三是城市人口比重应该占总人口的60％以上，我们现在是40％多一点。另外从全球制造业的分布来看，美国2003年是17111亿美元，日本是9111亿美元、德国是4430亿美元，华夏是3825亿美元，可以看出华夏的比重仍然是比较小的。我们曾测算，华夏要赶上日本大概需要20年，赶上美国大概需要40年，中间必须要有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重化工业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

体系下华夏最大的比较优势在什么地方？华夏的土地没有优势，像澳大利亚那样做世界农场是不可能的，资本密集型也不可能，科技上其实也没有优势，华夏最大的优势仍然是做制造业。华夏在to之后最明显的前景就是做‘世界工厂’了。

所以，我们看到重化工业不仅成为地方政fǔ的选择，也成为民营企业的选择。比如说2003年钢铁投资增长幅度高达130%，汽车投资增幅也超过了70%，其中都以民营企业的投资为主——就像天辰汽车，这你不能否认吧？当然这里面有要素价格扭曲和环境代价没有完全计入的影响，但即使排除要素扭曲，加入环境成本，考虑重化工业在当前的极高的资本回报率（差不多三年就可收回一个钢铁厂的投资），我估计大的投资方向不会有根本改变。

华夏工业发展的真正问题和前途在何方？世界几百年工业化的历程，到现在为止发达工业国加起来不过7亿人口。但华夏成为‘世界工厂’，加入发达工业国行列，人口到顶峰时，一家伙就会开进去14亿多，相当于当前全部发达工业国人口的两倍。这将引发全世界资源、能源短缺等一系列问题。从国际上几个制造业中心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技术革命。我个人看好第六次产业革命将有可能是以华夏的需求为主导的革命。”

这是萧正难得地表明他的观点，萧宸听了，暂时沉默，然后道：“其实我们的观点有相通的地方，我认为新的工业要以高技术含量为标志，而大伯你刚才也说了，华夏即便要做世界工厂，也得改进技术。所以这根本的一点是一样的，就是技术决定发展。”

萧正微微一笑，再次岔开话题：“最近一段时间，全世界热切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华夏新的经济发展战略，你觉得这个战略怎么制定好？”

萧宸笑了笑：“华夏的经济发展战略经过了一系列的变化。1953年～1978年，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我们照搬了苏联的发展模式，重工业投资占工业投资的85%。1956年máo主席感觉到这种工业发展模式存在问题，就提出‘农轻重’的发展战略。但直到1979～1981年的结构调整，才使得我国的经济结构有所改善，农业、轻工业、服务业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改革开放后，我国多次对国民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一直到‘九五’计划提出要积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其前提是要转变体制，‘九五’计划的目标建议就是实现两个体制转变。但从根本上来说，我国的许多制度性改变没有实现，缺点就是着重于改变结果（增长方式），而没有改变原因（工业化道路），因而保留了很多旧体制的遗留问题，改革效果不明显。

旧体制遗产在以下几方面表现较为突出，刚才我已经说过一些：第一是政fǔ对重要经济资源的配置权力依然较大；第二是gdp增长仍是考核干部的主要标准；第三是现行财税体制仍以增值税作为主要税种，在中央和地方实现分权和要素价格扭曲的条件下，促使地方都搞产值大、收入多的产业。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必然导致各级政fǔ官员走老式工业化道路。

第十个五年计划在实际执行中有两个问题发生了变化。一是市场作为经济结构调整主体的基础性作用有所弱化；二是结构调整的方向发生了变化，不是按照比较优势进行调整。”

这个时候，萧宁忽然chā了一句嘴：“爸，小宸，我说一句。其实我老觉得，把经济发展战略提到国家宏观战略的角度，本身是否合适就是一个问题。经济发展战略这个概念使得我们经常希望有一部分人的认识变成支配整个国家资源配置的政策，这样就得给政fǔ相当的权力，所以政fǔ部门其实最喜欢用‘发展战略’这个概念。不论我们讨论的结果是优先发展什么，只要到了政fǔ那里，往往会扭曲为最能显示其业绩的东西，原因是不能真正给政fǔ设立一个好的jī励机制。政fǔ的政策一定会扭曲市场资源配置，而且在不同的企业之间进行歧视，导致大量的寻租行为和**现象，所以我一直觉得靠政fǔ来发展这些新兴产业是不太可能的。市场的优点在于不会让每个人犯同样的错误，而我们现在是希望那些不会犯错误的人为国家制定产业政策，告诉我们资源应该如何配置，这是很危险的，因为不存在这样的人，一些人的错误会导致整个社会的错误。”

萧正笑道：“我们都知道斯大林同志当年在前苏联发展了重工业，尽管在当时对于反法西斯战争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从长远来看是弊大于利，是行不通的。而华夏**在南巡同志和你们爷爷的领导下提出了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按照这个推论来说，小宁刚才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他的观点如果这样直白地说很多人也接受不了。这里面其实有一个谁来决定发展战略的问题。从历史上看，有些规划是相当好的，比如说十四届三中全会和十六届三中全会，一个是《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一个是《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都是相当好的规划。所以，在华夏的体制下，国家在配置资源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讨论发展战略，还是不可避免的。同时，这可能也是华夏的一个优势，虽然我们也遇到过很多的挫折，但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决策过程，只要党做出决策，统一思想，用党决定的方式定下来就可以高度执行，这个政策要是对的话就不得了。”

萧宸却表示了对萧宁的一定支持：“如果完全是市场化战略控制，我觉得宁姐说的完全是正确的，但是现在不是这样，大的层面还是应该有经济战略架构。但是微观最好也要更多的市场化，我相信现在有一定的市场化程度，企业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比如说岭南làng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问题，企业就做出了理性选择。”

萧正呵呵一笑，却忽然朝叶yù灵问道：“yù灵有什么看法？”

叶yù灵本来不打算chā嘴，被这样一问，只好说：“我觉得，经济学家们有责任帮助政fǔ改变现有的经济环境，即从官本位向商本位的转移。在历史中可以看见，任何一个国家在商本位占主导的阶段，就是人们生活最好的阶段，gdp发展水平最高的阶段；凡是在官本位的阶段就一定是经济发展最差的阶段。计划经济的根源是零支出预算，就是我给你一块钱，我就少了一块。但是市场化经济学原理是，我给你一块钱要拿回十块钱。现在的价格扭曲，是由于政fǔ主导造成的，如果不实现政fǔ从官本位商本位的转型，就不可能实现真正市场化。”

萧宸对此表示了谨慎的支持：“我们讨论经济发展战略，尤其是看那些经济学家讨论经济往往忽视经济外体制的制约。刚才宁姐和yù灵所说的要素价格被低估，是市场价格低吗？不是，是人为压低的。如果说我国劳力价格低是因为有太多的劳务，那么华夏土地如此稀缺，为什么也这么廉价？过去说làng都外来工十年薪资不长是由于劳动过剩，市场均衡工资就是如此。有趣的是当地政fǔ与‘批判的经济学家’都这样说，前者这样说是推卸责任：市场经济就是这样，不怪我们。而后者这样说则是以此来否定市场化，既然迁徙自由导致劳力涌入压低了工资，出路岂不就是限制流动、重新束缚农民吗？

而2004年民工荒有力地证明：所谓的劳工廉价并非‘市场均衡’之过，而是有非经济的因素。在我看来至少有三点：第一是所谓集体谈判权的缺失。近年来华夏商会自治的步伐远远超过工会自治的步伐，更别说外来工连非自治的工会也没有，面对官府、厂商与本地户籍特权三结合的压力，外来劳工根本不能集体谈判。没有讨价还价何谈‘市场均衡’？第二，现在的发展阶段，农业是弱势产业，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至少在前几年，农业要比正常条件下更为弱势，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此次税费改革前，我国的税收实际上是‘倒累进’的，取贫益富，农民的‘负担率’比其他群体更大。这直接导致2000年前后粮食主产区大量土地抛荒，农民被‘挤出’农业的速度反常地加快，这样的‘劳动无限供给’不能说是纯市场现象。第三，很多地方仍然歧视外来工，限入禁入的政策很厉害，因此当时农民工能进入的只限于很少的几个地方，这些地方的劳动自然就‘过剩’到了反常的地步。去年税费改革了，其他地方准入了，岭南的‘廉价劳动’马上难以维持。

以上几个因素都是非市场因素。现在好讲什么‘政fǔ失灵’、‘市场失灵’，实际上是政fǔ有效的领域它‘失灵’，市场有效的领域政fǔ却‘能得很’。恰恰反过来了。比如土地问题，现在很多人都说土地sī有制不能搞。土地sī有是不是最佳选择我也怀疑，但问题是现在部分‘三农学家’说土地不能sī有的理由与某些土地管理官员讨厌土地sī有的理由恰恰是相反的。前者说土地sī有农民就会卖地，农民失地就会天下大luàn，因此必须通过‘官有’来为农民提供土地保障。可是后者却说土地一sī有农民就不肯卖地，官员搞不成圈地运动影响招商引资经营城市等等，因此必须靠‘官有’来夺取农民的土地。我多次听到某些官员义愤填膺地说，如果搞了土地sī有他们的城市就不会发展那么快，东方市之所以能超常发展就是因为有圈地制度。这不是扇了三农学家的耳光吗？其实历史上土地sī有造成农民战争的说法十分可疑，而那些官员的说法倒表明：如果政fǔ的土地政策出发点是这样，那恰恰会由于‘土地官有’而造成土地兼并，两极分化，甚至有可能造成农民战争。”

萧正忍不住笑起来：“农民战争，这话过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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