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马乡这里地势崎岖不平，自古以来就民风彪悍，盗匪辈出，之所以被称做“下马”乡，就是剿匪的官兵到这里不能骑马了，才因之得名。

解放后，这里的匪患闹到五八年才彻底平息，这还是采用了“只究首恶，其余不问”的策略，否则的话，乡里的自然人口减员三分之一都未必剿得平。

等文革开始之后，阴平县有人提出要清算下马乡山民手上欠着人民的血债，结果一夜之间，无数青壮汉子持起猎枪重操旧业，搞得前来清算的红卫兵小将们死伤狼籍，一时间无人敢再踏入下马乡。

最后还是凤凰地区和阴平县的革委会先后确认，下马乡这里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阵风波才逐渐平息。

后来又是有军队响应号召前来“支左”，不过当时的群众团体都是左派，部队本想是“一碗水端平，支左不支派”的，但事实上还是搞成了支派，这次下马乡被卷了进来，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之后，山民们再次啸聚山林充当了绿林好汉。

直到“十年浩劫”结束，好汉们都没出山，再次平静就是7年的事儿了，那还是县政府借着落实政策的机会，放出了“自首不究”的风，又号称再不听话就要调来军队围剿，后来又诱捕了几个名声响亮的家伙，三管齐下，才将局面稳定了下来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为了下马乡的铝土矿，也为了驯服这些悍勇的家伙，县政府拨款修了一条路，这里的经济状况开始好转，下马乡才逐渐摆脱了留给别人的“土匪”印象。

铝矾土能外运了，下马乡这儿风波再起，随着各路亡命纷纭而至。山民们头一次发现，原来这世界上还有比他们还不怕死的主儿。

几番较量之后，亡命徒们逐渐在下马乡站住了脚，开始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

尝到厉害之后，山民们也不想跟外来的势力叫阵，毕竟现在地生活条件改善不少了。而且平安的生活也是人人都向往的，可是这些外来势力一旦过分地压榨本地人，那也绝对没好果子吃。

打大仗山民们打不起，但时不时地挖个陷阱放个冷枪，干掉个把两个落单的家伙，那是轻松至极的事情。

这些外来势力领教了“土匪之乡”的厉害之后，倒也不敢再小看这些老实巴交地山民了，像现在采用的就是“拉拢分化”的策略。每个势力里都有那么一部分本地人。

现在阴平警察局的一干领导倒是跟那里没什么关系了——最起码摆在明面上的是没有了，不过，一般警察不凑上二三十个也不敢去那里，至于下马乡派出所的警察，那就彻底地同各个势力沆瀣一气了，大事儿不管只管小事儿。

安道忠足足花了十分钟，才向陈太忠解释清了这种混乱的局面。到最后叹口气，“那个地方，不治理一下，也确实不行了。”

“那就派武警呗，”陈太忠哼一声，才转回正题，“对了老安，这件事你跟谁透过风声？我不是说要保密的吗？”

“你可冤枉死我了，你不让说，我怎么敢说啊？连马区长那儿我都没透漏风声。”安道忠登时叫起苦来，“这两天我一直在办事处出方案呢，等一下就好了，我拿过去给你看……”

那会是谁打地这个恐吓电话呢？陈太忠就琢磨开了，他不能忍受这种**裸的挑衅，完全不能忍受，无论是出于尊严，还是出于对这种鬼鬼祟祟的小人的怨念。

想了想，他还是给古昕打了一个电话，报上了刚才骚扰自己的电话号码。“你帮我查一下，靠，敢恐吓国家干部，还反了他们呢！”

对这种事儿，古昕也没敢耽搁。马上就派出了人手去查。同时还支使了一辆警车停到电机厂宿舍附近，安排了俩小警察在那里喝茶看报纸。

对那些穷凶极恶之徒。他还是相当了解的，陈太忠本事高，倒是不怕别人骚扰，但是陈父陈母却是老实巴交的工人，万一被人惦记上，就可能酿成惨祸。

当然，按说只是一个恐吓电话地话，陈太忠的父母是享受不到这种保护的——谁知道是不是有人吃饱了撑的没事干，瞎打着玩呢？

可古局长肯定不会这么看问题，万一出事怎么办？那可是陈科的爹妈，陈某人大年三十一怒之下召集了两百多个混混，在电机厂宿舍院儿里疯狂打砸，这件事在系统里已经传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