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恼火，我还不知道跟谁诉苦呢，年轻的书记也很苦恼，事实上他一直认为，小偷小摸这种案子，不能光依赖警方，主要还是要靠民间的力量。

警力是有限的，老百姓也不希望看到吃公家饭的人编制再扩张了，而这年头狗屁倒灶的事又太多，小偷小摸真不算大事——就算从经济角度上讲，抓赌抓嫖，也比抓这个强。

这时候强调法治，就有点扯淡，小偷进家怎么办？你要想着跟对方搏斗，就要防对方摸出刀来，给你两下，武力值不行的话，本来是丢点钱财的事情，很可能就丢掉了性命。

那么，就先下手为强罢？你进我家了嘛，私闯民宅，这我怎么处置你都可以，但是……法院告诉你，这样不行！

在对方没有明确表示出，具备威胁你生命安全的时候，你不能危及对方的生命安全，否则你就要考虑为自己冲动的后果买单。

这真的是很扯淡的事情，但是只治的话，很可能结果就是这么操蛋——别人偷偷闯进你家无所谓，你要是拿刀砍伤或者砍死对方，这就无理了。

但是你发现了小偷，小偷很可能弄死你，这个时候，法庭判小偷死刑，也支持死者家属的赔偿要求，然而新的问题出现了——小偷家人赔得起吗？赔得起也就不干这个行当了。

苦主家属得到的赔偿，是纸面上的，执行不了，但是对法院来说，这个案子就结了。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相信大多数苦主会选择干掉小偷，而不要那个赔偿，甚至自己少少地赔偿一点，不过坑爹的是——这样的赔偿，通常不会太少，尤其遇上那些注重法治而不讲人治的法官，他们会摈弃那些影响法律执行的因素。

阵痛无处不在，从人治走向法治的中国，同样存在阵痛，云中县赵老汉就是个很明显的例子，他在自家院子里的树上抹了毒药，毒死了来啃树皮的羊，就被勒令赔偿，赵老汉想不通，因为这有悖于中国传统道德理念，所以他以服毒自杀来抗争。

在一些人来说，这是赵老汉的院墙倒了，能任由别家的羊出没，所以该赔——你该把自家的院墙建好。

但是保护自己的财产，仅仅建好自己的院墙是不够的，本书前文也有个例子，自己在院子里晾香肠，总被小偷来偷，屋主火了，索性制作了毒香肠，结果小偷吃了以后死了，屋主还要坐牢——因为你知道，别人偷吃了以后，要死人的。

这跟在院内私设电网的业主，性质是类似的，你已经预见到了这种行为的危险后果，所以你应该设置明显的告示牌——香肠有毒，或者……屋内有电网、院里有凶狗之类的。

这实在就有点矫情了，陈太忠从来都认为，唯法律论，是相当不负责任的——屋主做了告示牌又如何？窃贼是夜里进来的怎么办？

莫不成你还得在告示牌上镶一圈霓虹灯？在夜里也告诉他们，这里危险，不许入内？

就算你镶了霓虹灯，但是当晚有大雨，电线短路怎么办？窃贼不识字儿又怎么办？

法律条文上找不到，窃贼在偷窃之前，没有踩点侦查，该负什么样的责任。

这只是律师辩论时候，会提出的一个论点，通常是为盗贼服务的——当事人因为种种原因，并不知道……或者可能不知道，这里有这样的危险。

是的，这个时候，就需要律师了，严格的法治社会，需要考虑的因素太多，专业性也强，各个专业的律师加起来，也许会比农民还多。

总之，陈太忠是执意要推动道德建设的，遇上这种事儿，真的让他很烦心——哪怕是省委宣教部追究的心思不是很急切，他也烦得很。

进了办公室之后，他想一想，打算给阴京华拨个电话，探一探黄二伯的口风，不成想此刻电话打来，却是那帕里有点幸灾乐祸地发话，“太忠你这厉害啊，都影响到中华民、国了。”

“真是没统一，他该感到万幸，”陈太忠哼一声，“要不然，我直接就把记者抓过来了，跨省抓记者，我又不是第一次。”

“你凭啥抓人家？”那厅在电话那边继续笑，“人家报道，也没啥捏造的，就是说你北崇民风彪悍，顺便说一句……不治，这难道不是事实？”

“连大陆的媒体都靠不住，你信台、湾的？”陈太忠不屑地哼一声，事实上，那个媒体的报道，是很偏颇的，所谓屁股决定立场，就是这样。

所以他并不在意那断章取义的报道，“他们只说小偷可怜，可是没有说小偷伤人了，死了的那个是望风的，这家伙突然杀出来，拿个雨伞乱捅，那个提醒失主的摊主，差点被扎到眼睛，脸上被破相，缝了四十一针，你说他不该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