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满清赶出关外只是第一步，要想继续打击其残余势力，就要不断地投入，而北地的恢复重建则是持之以恒的基础。南方的援助必不可少，但不能是现在这样的完全依赖，至少这样的状况不能持续太久。

北方多产出一些，朝廷财政便宽松一些；北地多招募一个士兵，则可多调出一个南兵，减少一些由南到北的物资供应。

换句话说，朱永兴在力争使各个地方尽快地达到自给自足，从而节省下资金，开始大规模的国内基础设施的建设。从户部的计算来看，光治理黄、淮，就需要几年乃至十几年的时间，投入更将是一个极为庞大的数字。还有疏浚运河、修桥铺路、建设工厂等等，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吞金兽横在朱永兴的面前，要跨过去谈何容易啊！

当然，朱永兴也可以不必这么劳心费神，这么殚精竭虑。管它冻死、饿死多少人，就当不知道，在十几年后，当熬过来的人们能吃上地瓜土豆，能住上窝棚草屋的时候，他也可以怡然自得地宣称“国:顶:点:小说泰民安”，再弄个什么这个那个的盛世，然后自我陶醉在歌功颂德的海洋之中。

历史上便是如此。世界近代史的时间跨度，是从公元1640年至1900年。而中国近代史的时间跨度，则是从公元1840年至1919年，比世界近代史落后了整整200年。

在一片“太平盛世”的醉梦中，满清统治者被自我满足的“优越感”麻痹了神经，看不见时代洪流的怒涛急浪正在日夜不息地滚滚向前，不知道遥远的西方正在发生着怎样的历史性巨变，更不明白道西方发生的这场历史性巨变对中国将意味着什么。结果，殖民者的钢铁炮舰远隔重洋乘风破浪而来。把中国清朝这条东方“龙船”撞沉了。

朱永兴看得远，想得深，他不会让中华民族在经历百年的屈辱后再去奋起追赶那两百年的差距。所以，他不会轻易满足，他也就比别人更累。

一天下来，朱永兴召见了黄秀仁。与工部官员商议确定了北方的农业复兴计划，午后又接见了法国使者，对他们远道运来马匹表示感谢，并签署国书，确定两国正式建交，准许法国在北京，也就是不久之后的首都，建馆并常驻使团。同时，朱永兴下旨挑选赴欧使团。主要是在英、法两国设馆驻使团。

一名外交史学家曾经这样叙述过：“自从各国在外国首都保持常驻使节成为惯例后，处理国际关系的方法发生了彻底的变革。常驻使节始于十五世纪。后来随着强大和统一的民族国家取代封建君主，惯例成为非此不可的了。在十七世纪‘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之后，和平往来得到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由此增多，从而常驻使节的惯例在欧洲得到普及。”

重要的不是能与英、法两个大国建立外交关系，而是标志着中国从此走上了近代外交。

尽管中国的外交，就其活动方式和活动的实质内容而言。可以溯及两千多年以前的春秋战国时代。但当时各诸侯国毕竟形式上还是在一个大一统的国家之内，而后来也又复归于大一统。因此严格地讲。和今天我们所讲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外交还不是同样的事。

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中国和周围少数民族互有征伐，逐渐融合。而和周围一些国家建立的也都是藩属关系，虽然也时有贡使来往，也曾派出使节远赴异乡。但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中国并没有真正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大国建立交往。因此自然也谈不上有什么现代意义上的外交关系。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建立外交关系，互派常驻使团；然后便是派出留学人员，引进翻译科技书籍，加强进一步的文化科技交流。朱永兴知道急不得，他先打开一扇窗。然后是推开一道门，他要让国人都能睁眼看世界，跟随着时代大潮而前进，甚至是引领时代大潮。

最后召见的是台湾派来的贡使，嗯，姑且这么叫！使者是陈永华和冯锡范，提前献上了新年贺礼，还有一些钱粮，以示支持国战的态度。

“仿沐家例，永镇台湾。”朱永兴沉吟了一下，突然莞尔一笑，略带嘲讽地说道：“台湾已被延平王治理得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朝廷的旨意又有何用？装点门面吗？”

“启奏万岁，台湾大小官员皆先王所封，亦合朝廷规制。”冯锡范抗声启奏道：“若朝廷要委派能员干吏前往，台湾又岂能相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