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第二次北美战争的烽火将要燃起而未燃起的时候。朱济世的心思却已经完全沉浸到自己身后事的安排中去了……倒不是因为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世,而是要安排好他那点身后事真的很不容易。
说到朱皇帝的身后之事,其实是分成两部分的。一是那本笔记本,副本已经给了朱伊莎,算是有了了断。
二是权力上面的安排,由五华诸夏够成的大中华帝国体系在这场世界大战结束后就会成形。朱济世相信,这个安排能让华夏文明保持活力——通常情况下,竞争和对手,恰恰是让一个利益集团或是国家保持强大向上动力的最重要因素。但是光是一个“五华诸夏”显然是不够的,外部压力可以转化为进步图强的动力,但并不是必然会转化。
比如宋朝,自立国到亡国,外部压力就没有减弱,甚至还有越来越强的趋势,不还照样自弱自残吗?对最高统治者来说,身边的敌人永远要比天边的敌人危险!所以削弱皇族永远是第一要务,然后是功臣勋贵,再接下去是举国精英,最后是天下百姓。于是就形成了弱君弱士弱民,国家嘛……当然也是弱的,由一堆弱者之中,怎么出得了真正的强国?
所以中国千年以来的集权体制的精髓其实不是让君王变得英明强大,而是让君王之下的人都变成弱者!如果“五华诸夏”都走这样的路子,最后不过是一堆随便让白人欺负的弱国而已!
因而,五华诸夏只是朱济世对未来安排的一部分。而一个可以让五华诸夏摆脱自残周期律的制度。才是最关键的东西!
在朱济世即将动身去北美坐镇之前的这段时间。他就不止一次将左宗棠和皇太子朱国雄唤到温泉宫议论此事。
对于朱皇帝的问题。左宗棠侧头想了想,道:“古时候的法家曾经有个说法:王在法下,举国为公,法出无二,行独一法。”旋又苦笑着摇头,“道理说起来容易,想要做到是很难的。其实儒家的礼法何尝不想使君君臣臣各安本分?目的是一样的,可是实行起来却是走上一味求弱的路子了。想来用法家的这一套办法。也培养不出多少圣君贤王的。”
左宗棠在朱济世面前说话向来随便,他是大明复国的头号功臣,但又是摇羽毛扇子的文臣,从来没有染指过兵权。朱济世对他只有放心没有疑心,而且他现在又是挂名的顾问大臣,半隐退的人物。说什么都不会触怒朱济世这个气度宽阔的皇帝老子的。
朱济世心想,的确很难。大权在握的时候,谁愿意被法律约束?等到敌人冲进宫里了,才知道有部《宪法》想拿来当护身符已经晚了。不过,人家是革命者。只要能够实现理想是不会在乎身家性命和子孙后代的。这个道理,那个叫涅恰耶夫的俄国人已经在《革命者教义问答》里面说清楚了。可是自己……终究是走不出这一步。一百多个子女,将来还会有更多的孙子孙女,怎么能不为他们着想?一味求弱,把他们当成猪养就是等着别人来宰啊!
“父皇,西人倒是有王在法下的,他们的宪政制度就是讲求约束君主权力。”朱国雄插话道,“如今我大明似乎也在走这样的路子……”
他的眉头已经拧起来了,对于西方的那一套法治思想和约束君权的法律,他的感情是最复杂不过的。因为他自己就是未来的大明君王,一方面他希望大明的法律制度能保障自己的地位;一方面又不想被法律过多捆住手脚。还真是矛盾得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