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的书法造诣很高，其跌宕纵横的笔法有助于绘画艺术的巧妙变化，如画墨荷、葡萄，大刀阔斧，纵横驰骋，没有深厚的书法功力是难以做到的。徐渭曾做一幅《梅花蕉叶图》，将梅花与芭蕉放在一起，并且在画上题写道:“芭蕉伴梅花，此是王维画“，显示出徐渭与王维在某些构图上的源流关系。当然，王维画雪里芭蕉，更突出一种禅机，即，使得雪的清寒与芭蕉的心空构成画面的宗教底蕴，而徐渭在这样的画面组合中，更突出一种超越时空的主体解放性。

徐渭的书法和画法都极为娴熟，功底深厚，他的题字，如他的泼墨写意画，纵横不羁，洋洋洒洒;他的泼墨写意画，融合了精熟的笔法，意趣横生，极富韵味。

徐渭晚年悲苦凄凉，形影相吊，他将自己的悲愤和怀才不遇之感融注于笔端，笔下的墨竹，枝淡叶浓，逸笔草草，竹枝气势劲健，竹叶俯垂含情，虽属竹枝而高洁清爽之气不减。这正是画家身处下层，怀才不遇，品格高洁，绝世独立人格的光辉写照。他的泼墨牡丹，不拘于牡丹的富贵高雅特征，色彩绚烂，他却常常以水墨绘之，有意改其本性，其目的是有赋予牡丹清雅脱俗的格调和神韵，所谓“从来国色无装点，空染胭脂媚俗人。“

徐渭的绘画主观感情色彩强烈，笔墨挥洒放纵，从而把中国写意花鸟画推向了书写强烈思想情感的最高境界，把在生宣纸上随意控制笔墨以表现情感的写意花鸟画技巧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中国写意花鸟画发展中的里程碑，开创了中国大写意画派的先河，为文人画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其画风对清代的八大山人、石涛、扬州八怪以及近现代的吴昌硕、齐白石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徐渭既采用北杂剧的形式，又吸收南曲的自然格律，创作有杂剧集《四声猿》，其中包括《狂鼓史渔阳三弄》《玉禅师翠乡一梦》《雌木兰替父从军》《女状元辞凰得凤》四个独立的戏。《狂鼓史渔阳三弄》又称《阴骂曹》，是有感于严嵩杀害沈炼之事而创作的，表现出狂傲的反抗精神。后两个戏都是写女扮男装建功立业的故事，反映了他对妇女的看法，有一定的反封建意义。这些作品都打破了杂剧固定的格式，为戏剧形式上的多样化开拓了门津。《四声猿》，高华爽俊，有着反抗思想与革新精神，对明代中后叶的戏曲创作起到重要的影响。汤显祖曾说:“《四声猿》乃词坛飞将，辄为之演唱数通，安得生致文长，自拔其舌!“

此外，徐渭对当时流行的轻视南戏之风非常反感。他认为南戏有自己宽松自由的格律，受到民间的欢迎，它通俗、多采，“无今人时文气“，可是却“无人选集，亦无表其名目者“。为此，徐渭写下了《南词叙录》，首次对南戏加以总结，研究了南戏的艺术特点，著录了宋元南戏六十种、明初戏文四十七种，以反对戏曲创作的骈丽风尚，扶植新兴的俗曲。这是中国第一部关于南戏的理论专著，在戏剧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杂剧《歌代啸》、《云合奇纵》(即《英烈传》)，据说也是徐渭所作。

在戏剧理论方面，徐渭主张“本色“，即戏剧语言应当符合人物的身份，应当使用口语和俗语，以保证人物的真实性，而反对典雅的骈语，过度的修饰，这些看法都颇有见地。

徐渭文自负才略，喜出奇谋，谈论行军打仗的形势策略大多得其要领。担任胡宗宪的幕僚时，协助其抗击倭寇，并参与制定诱降海盗汪直、徐海等人的计谋。晚年悉心培养名将李如松，使其建立不朽功勋。

徐渭传世著作有《徐文长集》《徐文长三集》《路史分释》《徐文长逸稿》《南词叙录》及杂剧《四声猿》等，杂剧《歌代啸》、《云合奇纵》(即《英烈传》)等，据传也是徐渭所作。今人辑有《徐渭集》。

徐渭传世著名作品有《墨葡萄图》轴、《山水人物花鸟》册(均藏故宫博物院)、《牡丹蕉石图》轴，以及《墨花》九段卷(现藏故宫博物院)、《青藤书屋图》《骑驴图》等。

徐渭生平喜爱藏书，购书有近万卷，书楼有“青藤书屋“，一称“榴花书屋“，画家陈洪绶题匾额，至今犹存。他的藏书、藏画印章有“文长氏““石鸥馆““辛卯七十一“华暗子云居““龙哑大家公““天池山人““青藤老人““秦田水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