诱降中国

1938年6月3日，近卫文麿内阁因对华战争结束遥遥无期，罢免了叫嚣三个月解决中国事变的陆军大臣杉山元和次官梅津美治郎。召回了华北战场上的板垣征四郎担任陆相，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为他的次官，东条英机虽年龄比他大一个月，但军龄却比他小一岁。也被认为是他的铁杆心腹，早在板垣征四郎当关东军当副参谋长时代，东条英机就是宪兵司令，当时形成所谓军令的板垣、石原、军政的板垣、东条。板垣征四郎的个性和东条英机完全相反，板垣征四郎是阳性的，东条英机是阴性的，板垣征四郎是宽厚的，东条英机是严正的。板垣征四郎被认为是沉重的秤砣，东条英机被认为是锋利的剃刀。然而，这两种相反的性格，却促成了两者截长补短的合作。板垣征四郎也像信任石原莞尔一样信任东条，东条英机也像石原一样了解板垣，这就是他们合作的基础。

这时板垣征四郎的另一个老朋友石原莞尔因反对扩大战争早就被排挤出参谋本部，过了不久，不扩大派的另一干将参谋次长多田骏中将又和东条闹翻，双双出局。板垣征四郎在陆军青年军官中虽颇具人望，但在陆军中央却被视为徒具热血之辈，上任不久就因为在张鼓峰事件中妄动被昭和天皇骂的狗血临头，只是最后昭和天皇放下话来既往不咎才没有立即辞职。板垣征四郎反对外相宇垣一成大将以蒋介石下野为条件的中日和谈，在任上扩编十个师团，发动了超越国力许可的武汉会战，妄想一战定胜负。但经过4个月的大战后，蒋介石带着300万军队完整的退入中国西部群山之中，中日持久战态势终于形成。宣扬不以中国为对手的近卫文麿终于自己先下台。

1939年1月5日至8月30日间，板垣征四郎在平沼骐一郎内阁继续担任陆军大臣，并兼任对满事务局总裁。在1939年2月，板垣征四郎以陆军省的名义下达《限制自支返日军人言论》的命令，禁止日军士兵返国后谈论日军在华暴行。6月间，他曾与汪精卫进行过两次会晤，策划扶植成立汪伪政权。内阁会议上，板垣征四郎极力主张与纳粹德国、意大利缔结三国同盟，为此和反对缔约的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关系极为紧张，虽然他们俩不但是同乡，还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他还轻率的批准关东军用一个师团在诺门坎地区对苏进行武力挑衅，结果引发了日苏冲突，导致关东军23师团被全歼，这就是著名的的诺门坎事件，这当头又碰上德苏签订同盟，第四次瓜分波兰，板垣征四郎所主张的德日意三国同盟彻底流产，平沼骐一郎内阁以欧洲局势复杂离奇宣布倒台。

1939年9月4日，板垣被赶出最高决策层。任命为中国派遣军第一任参谋长，辅佐西尾寿造大将，他为结束自己发动的战争进行了最后一搏，进行了诱降蒋介石的桐工作，要求亲自飞往中国军队控制的长沙面见蒋介石，只求保住伪满洲国和日本在长城以内的商业利益，日本就撤军。但蒋介石却不为所动，板垣从此在日军中越发边缘化。1941年7月7日，板垣晋升陆军大将，调到朝鲜担任朝鲜军司令。1943年任最高军事参议官。1945年2月1日日，复兼任驻朝鲜的第17方面军司令官。同年4月7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日本面临败亡之际，板垣被调任第7方面军司令，指挥第16军、第25军和第29军，设司令部于新加坡，指挥日军在荷属东印度和马来亚等地同盟军作战。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间，板垣率第7方面军在新加坡向英军投降。

终上绞架

板垣征四郎深知自己积极参与了几乎全部日军侵华活动，又积极参与了侵略朝鲜及东南亚的活动，历任关东军参谋长、陆军大臣、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驻朝日军总司令等要职，一定会被作为战犯处理的，他想逃过英军对他的监控，逃往南美洲。于是，他向英军驻新司令官史密斯行贿了价值30万美元的白金、黄金和天然钻石。史密斯显然看透了板垣征四郎的心思，他先假意收下这份礼物，同时命令加紧对板垣征四郎的监控。

1945年12月，作恶多端的板垣征四郎终于作为战争罪嫌疑犯在新加坡被逮捕，押解至东京，关于巢鸭监狱候审。1946年5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始对板垣征四郎等28名甲级战犯开庭审判。地点就在东京市原日本陆军大本营的大讲堂。板垣征四郎被起诉犯有“破坏和平罪”、“杀人罪”、“分裂中国”等10项战争罪行。

经过长达两年的法庭调查审理后，法庭认定板垣征四郎一手策划了九一八事变，扶植“满洲国”，制造内蒙、华北“自治”运动;率军在七七事变后，扩大侵华战争，任陆军大臣期间进一步扩大侵略中国，并扶植“汪精卫政府”分裂中国;另外，对日军侵略苏联领土行为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任职期间积极推行战争政策，奴役占领区人民，等等罪行，事实俱在，证据确凿。最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板垣征四郎“进行了对中国、美国、英联邦、荷兰及苏联实行侵略战争的阴谋，他明知这些战争是侵略战争却积极发动，并在其实行中担任了很重要的角色“。同时，法庭还判定他犯有“违反战争惯例和违反人道罪，对于南洋群岛占领区数千人的死亡和痛苦，犯有不可推卸的直接责任”。

1948年12月22日，背负累累血债的板垣终于被送上正义审判的绞刑架，去偿还他的血债。

亲属成员

他的祖父直作(号桑阴)，是藩主讲师，神道教徒，在明治维新时隐居乡野，潜心研究汉学。父亲正德也是个神道教徒，曾长期担任地方长官，同时兼任川原家政女子学校的校长。板垣自幼随祖父母生活，从4岁起，视他为掌上明珠的祖父就亲自教他学习汉学。板垣征四郎日后成为日本陆军中的三大“中国通”之一，与祖父对他幼年的汉学教育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