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事件

坂西门下首徒

1903年的土肥原1883年8月8日，土肥原贤二出生于冈山县的一个武士之家。其父土肥原良永曾任日本陆军少佐，其兄土肥原鉴是日本陆军少将。土肥原贤二14岁开始，先后在仙台地方幼年学校、东京中央幼年学校学习。

1904年10月，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6期步兵科，在校期间曾与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及中国军阀阎锡山等同学，交往甚密。毕业后于同年11月被授予日本陆军步兵少尉军衔，并被分配到步兵第十五联队，不久便参加了日俄战争。

1905年4月，土肥原调往第49步兵联队，

1907年12月晋升为中尉。

土肥原进入日本培养高级军官的陆军大学，1912年11月，从该校24期毕业，次年年1月调到参谋本部任职。7月，土肥原便以参谋本部部员的身份被派到中国北京，晋升为大尉，担任日本驻中国武官坂西利八郎的副官，师从坂西这个日本驻中国第二代特务头子达五年之久，成为这个北洋七代总统的顾问最得意的弟子，他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谙熟中国的政治、历史及风土人情，善于交际，因而还和中国许多军阀和政界要人建立起了微妙的个人关系，这为他从事谍报工作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

1918年6月，土肥原调回参谋本部，同年11月调到齐齐哈尔，任黑龙江督军顾问。

1919年8月晋升为少佐。

1920年调到第25步兵联队任大队长。参加了出兵西伯利亚行动。

1921年5月，赴欧美考察军事。

1922年12月重返坂西公馆工作。

1923年8月晋升为中佐。

1926年3月，步兵第二联队副。转第三联队副，

1927年7月晋升为大佐，第1师团司令部任职，日本人对陆大精英有个形象的说法，叫十年人事，即只要不犯错误，一般十年内就可以升到大佐，土肥原贤二因为在中国待的时间太长，用了十五年才达到这个职位。

1928年3月，土肥原应聘出任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顾问。主要任务是:指导奉军以日军为典范进行训练，以便一旦有事为日军所用，与关东军及奉系军阀所辖范围内的帝国官宦、陆军武官等保持密切联系;大力搜集奉军所辖范围内的有关军事、内政、交通、财经及资源等情报。

与张作霖的恩怨

在中国期间，土肥原贤二作为“坂西公馆”的实力人物，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竭尽全力援助奉系军阀，他想方设法扰乱直系军阀的金融系统，使其所发行的纸币作废，乘冯玉祥于24年10月发动北京政变，迫使吴佩孚兵退汉口之际，使奉系军阀张作霖成为掌握北京政府的统治者。

1925年11月，奉系将领郭松龄因待遇不满，起兵倒戈，当时奉军主力正在关内作战，奉天形势危急。为了解张作霖之急，土肥原直接向日军参谋本部建议调遣驻朝鲜龙山的日本军队出兵奉天，阻击郭松龄。结果，郭松龄兵败被杀，土肥原本以为关东军支持张作霖会换来奉系的俯首帖耳，完全听命于关东军，然而，张作霖并不甘心听命于日本人，做一个傀儡。他明白日本人在利用他，但他也是在利用日本人。他羽翼已丰，自然不会像日本人所希望的那样对其言听计从了。对于日本不断提出的各种“权益要求”，他要么设法推脱，要么就干脆不办，特别是在1927年就任“中华民国陆军大元帅”，并组织起“安国军政府”后，他力图摆脱日本人控制的姿态愈发明显。张作霖这种做法使得土肥原贤二颜面扫地，因为他曾力主关东军大力支持张作霖，并“错误”地判断张会听命于日本。

当国民革命军以怒涛之势北伐的时候，土肥原判定奉军绝非民族主义强烈的革命军的对手，土肥原担心的是，如果北伐联军迫**津，战乱很有可能会波及到“满洲”，为此，他一面急电日本参谋本部派兵阻止联军北上，一面对张作霖施加压力，逼迫其尽早返回奉天。关起门来搞独立，可张作霖大一统野心不死，对土肥原的建议置若罔闻，就是不愿离开北平。事已至此，土肥原这个原本力主支持奉系的人，终于坚定了除去张作霖的决心。土肥原开始与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密谋。

1928年6月2日，面对大势已去的局面，张作霖才不得不宣布“退出京师”。6月4日清晨5时23分，当专列行至奉天皇姑屯火车站京奉线与南满线铁路交会处时，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响起，张作霖这个当时的中国国家元首就这样被暗杀了。

但是，东北的局势并未因皇姑屯事件引起混乱，给关东军出兵干预的借口。相反，由于张作相的鼎力支持，张学良迅速站稳了脚跟，因家仇而决定了易帜。日本最高当局对土肥原、河本大作等人的擅自行动，十分不满。河本大作被开除出军队，土肥原则在军部的掩护下侥幸逃脱了惩罚，只是被解除顾问职务。

1929年3月转任高田第30步兵联队联队长。

建立伪满州国

1930年4月起，蒋介石同冯玉祥、阎锡山的新军阀混土肥原贤二战开始，张学良借口调停，于9月18日率奉军7万进关，日军为了瓦解华北张学良的势力，

1931年3月，正式在天津设定特务机关，并任命土肥原为天津特务机关长。土肥原穿梭于旧北洋军阀之间，拼凑所谓“北洋派大同盟”，以对抗蒋介石与张学良的联合。

1931年7月他策动石友三与阎锡山、韩复榘结成反蒋驱张同盟，虽然并没有成功，但却使张学良把关内部队增至11万人，使东北的防务出现空虚，8月，他调任沈阳特务机关长，制造了所谓的中村事件，煽动战争狂热。土肥原在日本内阁会议上声称:“奉天政府即便是承认这个事实，但如不表示诚意，或者玩弄拖延谈判手段时，我们准备采取最大限度的报复手段。”

10天之后，日本关东军在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等侵华分子的策动下，挑起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事变发生3天后，土肥原即从东京紧急返回，根据板垣征四郎的建议，出任沈阳市长。立即开始着手“整顿”奉天城的社会治安，建立“奉天地方自治维持会”等组织，派出约4000多名巡警上岗巡逻，加强警戒等。奉天城暂时恢复平静后，土肥原辞去奉天市长的职务，新市长由留学日本的华人赵欣伯担任。

对于在东北采取什么形式的殖民统治，日本国内和关东军内均有争论，板垣征四郎主张以此为契机，直接占领东北，作为日本的领地进行统治，一举彻底解决南北“满洲”问题。石原莞尔认为，不宜采取此种极端做法，应充分考虑到中国的民心以及国内外形势等，双方意见相持不下。

1931年9月22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专门为此召开了一次会议。在会上，土肥原贤二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即成立一个由日本控制、脱离中国本土的“满蒙五族共和国”，获得一致通过。关于这个国家的首脑，他提出利用废居天津前清宣统帝溥仪，因为当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赶溥仪出宫的时候，溥仪走投无路，是他亲自把溥仪接到天津日本使馆保护起来的，他这一举动深得溥仪好感;同时，土肥原贤二还考虑到，让溥仪来统治清朝的发祥地“满洲”，更有名正言顺之意。

10月25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召见土肥原，正式授与他迎接溥仪的任务。两天之后，土肥原亲自前往天津，与蛰居于静园的溥仪会了面，在会面中，土肥原充满“真挚感情”地说道，“满洲”三千万人民民不聊生，日本人的权益和生命财产也得不到任何保障，这样，日本才不得已而出兵。关东军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地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并且保证这个新国家的主权、领土将受到日本的保护。作为这个国家的元首，溥仪可以独立自主地行使权力。最后，他抓住溥仪一心想复辟的心理，力劝溥仪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回到祖先的发祥地，光复帝业。

11月8日，汉奸李际春等人纠集流氓、兵痞组成的便衣队1000余人在驻津日军的配合支持下，不断向中国军警发动武装挑衅。驻津日军司令部立即下令断绝日租界和外界的交通，并将溥仪驻地“静园”封锁起来。乘天津发生骚乱之机，溥仪于11月10日化装秘密离开天津。赶在营口港封冻以前回到东北。接着，他于1932年1月调任哈尔滨特务机关长，为日军占领北满做准备，诱降了当时最有名的抗日英雄，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使其参加了伪满四巨头会议，虽然马占山不久以后又重现反正，但已经不被抗日军民信任，黑龙江抗日军队各自为政，终于被少数的日军各个击破，被迫退入苏联境内。

1932年2月16、17日，所谓“建国会议”在奉天大和旅馆召开，28日正式公布“建国宣言”。同年3月，溥仪开始在新京“执政”。由土肥原一手策划的伪满洲国政权终于成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