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也很简单，手里权柄不够。

这种事很难私密进行，单单朝内与漕运相关的便有工部下属的水部、户部下属的仓部、司农寺、太府寺、都水监等诸多部门，而在地方上，还有各州县官衙的就近管理。想要不借助官方力量而介入，基本是不可能的。

李潼此前向他奶奶提议本钱缴公，以各地常平仓作为基础，本身就埋下了统筹漕运的一个由头。当然这么大一个摊子，凭眼下的他是很难操作得过来，也没想过要借此掌握主持权。但哪怕只是擦边球的沾上一点，就足够他消化良久了。

目下朝廷漕运模式主要是由在京各司向地方下达调令，然后由各地抽调力役输送都城。但这当中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各地自有宽乡、窄乡之别，户籍分布并不平均，朝廷物调的频率与数量也并不能完全的因地制宜。

而且如今朝廷财政状况实在不好，交钱代役的课钱在岁收中所占的比例也越来越高，各地无役可用的情况也越来越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非官方的组织与力量逐渐加入到漕运体系中来便已经成为趋势。

除了上述几点，官方所组织的漕运虚耗巨大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隋唐两朝皇帝有一项重要的活动，那就是逐食东都。

而在高宗朝，就食东都后，从长安到洛阳这一段漕运所省下的脚直运费，便足够支付京官月给俸料。

毕竟官府召集力役，再分派差事，再前往用役地，这路途之间的虚耗包括时间，在农时如火的农耕社会，时间同样也是钱粮。这还没有算其他各式各类的行政冗令。

运河漕运的刚需就摆在那里，几乎一年四季都需要有足够的人力差使。所以，李潼觉得他组织一个相对专业的漕帮，也是利国利民的大计。

故衣社在两京之间已经颇成规模，人力并不缺少，而且许多人都无田可耕。将这些人纳入到漕运体系中，就算做不到物流天下，搞搞两京之间的漕运包工，既能维持一份生机，也能培养出一定的组织性。

至于说这么多壮劳力聚集在一起，会不会引起官方警惕？

首先，谁也不会傻到成千上万的壮劳力全都堆在大河两岸供人检阅，一定程度的分散那是必须的。只要小队规模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官府才懒得过问。

别的不说，河东那些盐池，哪一处不是成百上千的劳工在昼夜劳碌，你去查聚众谋反罢。

其次，李潼也是等到他在官方的影响力已经具备一定火候，即便发生什么意外，能够作出补救掩饰，才会打这个主意。

而且，这个漕帮的大本营，李潼也不打算放在两京和他目下仍然鞭长莫及、且利益纠葛更复杂的大运河沿线，而是两京之间的河东蒲州。

一方面自然是地理位置优越，位于大河漕运的一个重要节点，另一方面自然就是有盐池之类的掩饰，可以更得方便。

讲到这里还得提上一句，那就是到目前为止，盐仍然没有被收为官营，那是开元之后的事情了。

早在西京的时候，李潼便让他二兄李守礼聚集那些关陇勋贵子弟们要在河东贩盐。

但计划没有变化快，他也没想到自己回到神都一折腾，把自己封国折腾没了。至于那些勋贵子弟们，凑热闹是可以，白手起家的搞事业则就为难他们了。所以这件事一直到现在为止，都还处于搁浅状态。

不过现在，倒是可以两事并作一事，把这项事业搞起来。此前李潼谋划此计的时候，还是贪求一点他封国于彼的便利，但现在步子可以迈的大一点，可以直接把他的人安插在河东。

现在，王仁皎等人都已经回到神都，且已经通过了铨选，但却还没有授官。

李潼就是在等河东出缺，蒲州八县一州城，能管事的上百个官员，他就不信年前年后这段时间，就没有一个有点五痨七伤，只要腾出位置，老子就插人进去！

之前李潼还在考虑该派谁去主持这件事，田大生等人忠诚是足够，但要放在河东那个四通八达的地方，所需要处理的事情必然更多，李潼有点不放心。

恰好现在李葛入都，李潼与他交谈一段时间，觉得这年轻人不错，可以先派过去试用磨练一番。

李葛听说不让他再回陇右，神情不乏失落，但沉吟片刻后还是闷声道：“郎主觉得我能做，属下一定尽力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