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爵位制度出现很早，自周朝开始就出现了公、侯、伯、子、男这五等爵位。汉朝把五等爵位变成了王和侯两种，能够得到这份殊荣的都是皇帝的本家、外戚和有功之臣，后来又把担任丞相一职的人封侯。自汉朝以后，尤其是到了五胡乱华时期，封爵就变得异常混乱，基本上在朝廷内任职的人都可以获得五等爵位。</p>
到了大明朝，形式为之一变。朱元璋打天下的时候，给功臣以及死难将士的封号也都是五等爵位。可是等到坐稳天下之后，朱元璋又觉得封爵太滥了，似乎显不出尊贵来，于是就把五等爵位变为三等爵位，也就是只有公、侯、伯，并且规定，文官不得封为公侯，最多只能封为伯爵，而且前提是必须立有军功。</p>
从表面上看，是朱元璋苛刻，舍不得爵位赏赐，毕竟一个文臣一般是不会有机会立有军功的。这从一方面来讲，这个政策确实是朱元璋对武将们的偏爱，因为武将只要是有爵位，哪怕官职没有文官大，在朝中受到的尊崇和地位要远远高于文官，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文官势力。</p>
可惜，这个制度在明中后期没有坚持下来。总兵在明朝属于武一品，可是在明末却出现了“总兵帐下无县令，县令亲随有总兵”这样的过于贬低武人的局面。而为了鼓励文官们立功封爵，在明朝的官方学校里，惯例是要开武备课程的，学子们一面学习圣人之言和治国之道，另一方面还要学习兵法和弓马——当然制度是制度，你学不学那是另一回事。这个制度是朱元璋的首创，所以明朝初期文臣们大多都是文武双全的。</p>
然而开国皇帝也并不是神，实际上在原历史上明朝的277年里，文臣封有爵位的一共只有九人，封为公爵的只有一人，其余八人都是伯爵。</p>
唯一的国公便是韩国公李善长。李善长是朱元璋的萧何，在朱元璋起事初期就跟随着他，虽然读书不多，但计谋百出，为大明朝的建立立下了殊勋，因此朱元璋把其奉为自己的萧何。</p>
明朝建立不久，李善长就被封为韩国公，俸禄四千石，立有铁券世袭罔替，并且免本人两死，免其儿子一死。可即使是这样，李善长最终也没能免除一死，因受胡惟庸案牵连，全家七十余人被杀。相对于其他人来说，朱元璋对他还算“够意思”，给了李善长全尸，并且因为李善长儿子是驸马的缘故，免除了李善长的长子一死。</p>
然后八位伯爵里，排在最前面的是诚意伯刘基，也就是刘伯温。</p>
不管是神话还是现实，刘伯温的能力确实抵得上汉朝的张良。虽说之前刘伯温是看不上朱元璋的，但是自从投靠了朱元璋之后，他奇计百出，为朱元璋创立大明朝立下了不朽功勋。洪武三年十一月，朱元璋大封功臣，刘基被封为诚意伯，岁禄240石。就算是刘伯温自己不在乎，岁禄也确实少得可怜，不过也有一说是朱元璋为了保护刘基，怕封赏过厚，会引起其他人的嫉妒，这个就看怎么理解了。</p>
然后是忠勤伯汪广洋。汪广洋在明初的职务是高于刘基的。因为刘基说过，自己是不能够做丞相的，所以汪广洋被封为右丞相。这个人一辈子小心谨慎，不求无功但求无过，在洪武三年被封为忠勤伯，岁禄360石。</p>
接着是忠诚伯茹嫦。无论从朱元璋还是朱棣，对茹嫦这个人的评价都很高，可是其作为却不敢叫人恭维。原因是，他作为一个文臣被封为伯爵的理由并不是立有多少军功，而是劝进。</p>
朱棣攻入南京之后，茹嫦首先劝朱棣即帝位。作为一个老臣，在面临篡位的情况下，不是奋起抗敌，却在作为谈判代表与朱棣谈判时，话都不敢说。可是等到朱棣进了南京，却第一个跳出来劝进。</p>
朱棣当然大喜，一个敌对方的大臣劝其称帝比己方劝其称帝不是更好吗！于是茹嫦以劝进之功被封为忠诚伯，岁禄一千石。并且，朱棣还对其大加称赞：“威仪山立、气宇渊深、品物咸熙，令闻卓著与四方”。这还不算，朱棣还赋诗夸奖他：“古今多出忠良士，罕有茹公立大勋”，简直了。</p>
再然后就到了靖远伯王骥。王骥就是朱元璋那种文武双修的教育体制下培养出来的文官，也是真正意义上靠军功封爵的大明文臣第一人。</p>
明朝正统年间，王骥在征伐麗川宣慰使土司思任发、维摩土司韦郎罗的战役中立有军功，被封为靖远伯，岁禄一千二百石，后来又增加了岁禄三百石。</p>
应该说，王骥能力是很强的，可这个人对利禄很是在意。他最初封的伯爵不是世袭的，结果在他的反复要求下，朝廷觉得他是个老臣，应该给他一个面子，就给了他世袭的资格。</p>
后来明英宗复辟的时候，他也稍微参与了一下，可是在赏赐的时候却没有他，这位老先生又一次上书要赏赐，理由是什么呢？</p>
原来在英宗复辟的时候，他的儿子王祥确实是参与了，可是在混乱中被一些将士们给撞到了，还差点被踩死，没有什么光荣事迹，所以在封赏的时候大家都不记得还有这么个人也参与了，也就没有申报。王骥不乐意了，上书自表其功，英宗大概也没料到这位爷如此没脸没皮只要好处，捏着鼻子封了王祥为指挥佥事。</p>
再然后是兴济伯杨善。杨善封为伯爵其实也跟军功没有半点关系，他是英宗“夺门之变”的功臣，在天顺元年正月封为兴济伯，岁禄一千二百石，而且给了他世袭的资格。</p>
与之形同的还有武功伯徐有贞。徐有贞和杨善一样，也是英宗“夺门之变”的功臣，在天顺元年三月封为武功伯。</p>
此后便到了威宁伯王越。相对于王骥是征伐南方土司立下了军功，王越则是征伐北方鞑靼立下了军功。之前说过，明朝在南北用兵因为强弱大不相同，所以南方动辄斩首几万、十几万，而北方呢？斩首几百就是大捷了。</p>
王越因在战争中率军斩首三百五十级，被封为威宁伯，岁禄一千二百石。后来又在战争中斩首一百二十人，增加岁禄四百石，再后来又立了一个小功劳，增加岁禄五十石。</p>
可是王越并不满足，他期望能够得到封侯，可是明朝的制度在那里摆着，文臣是不可能封为公侯的。于是这下倒好，王越发不出不做文官了，自请担任武职，这在当时是相当罕见的。因为他那会儿已经到了明朝中期，武将的地位已经远远不如初期了，可是王越为了封侯也管不了那么多，于是佩“平胡将军”印，担任总兵官，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到了最后也没本府封侯。</p>
最后一位就是新建伯王守仁，这位之前说过两次，就不必再说了。</p>
总之，大明朝文官封爵一共就这九位，只有李善长是真正以文治之能封爵，刘伯温虽然是文臣但献战策，另有三人是劝进或参与复辟有功，剩下的都是武功封爵。</p>
换句话说，实学派方面也看到了高务实有被武功封爵的可能，因此搜肠刮肚想到了比照李善长的方式来争取让高务实“文治封爵”——李善长封爵韩国公之后可是担任左丞相的，那么高务实如果也能依次操办，就不影响他继续辅政了。</p>
想法虽好，但这能如愿么？</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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