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当李昖发现必须给顾养谦或者说顾养谦背后的某位大人物交待之时不挑别人，偏偏就挑中李山海？

因为两点：一是顾养谦信中点名批评了好几位朝鲜大臣，几乎各个派系都有，但却偏偏漏了李山海和以他为代表的北人党要员；

二是李昖本人对北人党有他自己的判断，那就是北人党的凝聚力不强，即便如今把李山海推出来, 也不用太担心北人党一家独大，他们内部分裂的可能性相当高。

第一点是客观事实，李昖虽然不确定根源是什么，但大致能猜到一些，无非就是顾养谦或者说顾养谦身后那位大人物认为李山海倾向内附，有助于某些事情的推进。

第二点目前而言应该说是猜测成分居多，但李昖对自己的判断很有信心。这信心不是凭空产生的, 而是他这么多年来居高临下观察和掌控朝鲜党争得来的结论。

朝鲜党争由来已久，不过太远的就没必要细论了，就说李昖这一朝。他这一朝的党争始于宣祖八年(注：我知道“宣祖八年”是后世的说法，但朝鲜的国王在世时应该怎么称呼年号我真没查到，读者诸君姑且将就一下吧。)，当时围绕吏曹铨郎一职，士林内部又开始分化，逐渐形成了以金孝元为首的后辈士林以及与沈义谦为首的前辈士林。

金孝元居住在汉阳城东的乾川坊，于是以金孝元为首的后辈士林被称为东人党，而沈义谦居住在西边的贞陵洞，因而以沈义谦为首的前辈士林被称之为西人党。

西人党多为李珥及曹植的门人，属于畿湖势力；东人党由李滉及徐敬德的再传弟子为核心的岭南势力构成。

宣祖八年，朝鲜政局发生了变动，东西两党对峙的局面最终形成。而正巧在壬辰倭乱发生前，“郑汝立谋反事件”和“辛卯年世子册封事件”又成为了东人党分化的契机。

郑汝立受李珥引荐进入朝堂，万历十二年(宣祖十七年)一月十六日, 李珥去世。郑汝立由西人党逐渐向东人党靠拢。

郑汝立被推举为弘文修撰后曾“入对经筵，诋斥朴淳为奸邪魁首，李珥为误国小人, 成浑党奸陈疏, 欺罔君父”。朝鲜义州牧使徐益曾书“臣伏闻郑汝立于筵中进攻李珥，遂及朴淳、郑澈……此事他人可也，汝立不可也”，因为“汝立本李珥门下士也”。

换句话说，这郑汝立干了一件好比原历史上大明张居正时期出现的“门生弹劾恩师”事件，也就是刘台以《恳乞圣明节辅臣权势疏》弹劾张居正同样的性质。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郑汝立这件事影响更坏。

历史上刘台弹劾张居正，主要出发点是他认为张居正作为辅臣权力太大，作威作福，蔑视祖宗成法；郑汝立则几乎是人身攻击，直接开口骂恩师是小人，而且欺君罔上。这两者之间的性质显然还是有区别的。

由于朝鲜的政治体制几乎照搬大明，所官场风俗也类似，“欺师灭祖”那可是大逆不道之罪，性质等同于“谋反”。于是郑汝立毫无疑问就被罢官归乡，“而泼等相继伸救，每拟三司之望, 上终不用, 虽外官亦不落点，汝立忿恚愈甚”。

这几句话是说李泼等东人党人士虽为汝立发声, 但郑汝立终究未能为官。归乡之后的郑汝立广泛结交各个阶层人士，创立了大同禊——咦，这个剧情是不是又有点像顾宪成罢官讲学而形成东林党？还真是世间从无新鲜事。

随后“黄海道观察使韩维、载宁郡郡守朴忠侃、安岳郡守李轴、信川郡守韩应寅等上变书言：‘前修撰郑汝立谋叛’”。

朴忠侃、李轴、韩应寅均为西人党，西人党抓住了“郑汝立谋反事件”向东人党施加压力。生员梁千会曾上疏发表“论郑贼与朝绅密交某某云，乃李泼、李洁、金宇颙、白惟让、郑彦信、崔永庆等也”的言论，结果崔永庆被诬陷而惨死狱中。

郑汝立谋反事件之后，西人党在郑澈的带领下势力达到极盛。日后在东人党的分化中，郑澈打压东人党的行为，以及崔永庆惨死之事，更是加速了东人党分化。

到了宣祖二十四年(万历十九年)，柳成龙与郑澈商议世子册立问题，当时李昖的大妃懿仁王后朴氏并无所出，李昖偏爱与仁嫔金氏所生的信城君。

此时，李山海的儿子李庆全收买了信诚君的舅舅金公谅。金公谅诬告郑澈扰乱后宫，陷害王子。信诚君之母金嫔为了保护信诚君，果断背叛了郑澈以及西人党。此后郑澈果真在经筵之中提议立世子，李昖顿时大怒，当面训斥郑澈，而彼时李山海对一切了若指掌。

以此为契机，东人党开始批判郑澈，同时为“郑汝立谋反事件”中被下狱致死的崔永庆伸冤。就这样，郑澈被罢职，先后被流放到明川、晋州、江界等地。再后来，就如何处置郑澈以及西人党的问题，东人党便分化了。

世子册封事件后，郑汝立谋反事件中崔永庆惨死狱中之事再次被提及，两件事叠加，最终导致东人党出现分化，形成了主张仅驱逐郑澈、肯定他党存在的南人党，以及主张将西人党全部驱逐、具有排他性的北人党。

由此，朝鲜历来的党争传统使得政治生态不断恶化，朝堂之事事无大小均会成为政党间彼此攻击的舞台。而随着壬辰倭乱爆发，国家外患滋生，可党争在朝堂之上并未停息，只不过此时党争的焦点转移到了宣祖“播迁”和渡辽“内附”的问题上。

两种关乎王朝命运走向的主张，与此时的党争纠缠在一起，盘根错节。这其中的争端过程前文已经说明，此处不再赘述，但需要补充一下三党态度之所以不同的根源所在。

当时局面危急，随着播迁地点不断变化和对内附事件的争论，一时间激起了各个党派的斗志。此时对于辽东内附事件争论的落脚点便在播迁地点的选择上，因为播迁地点以及播迁方向的选择，直接关系到宣祖是否有渡辽内附的可能性。

之前说过，最早提出去辽东内附建议的是李恒福，但当时李恒福属于无党派官员，他是直到光海君当政时期才逐渐成为西人党领袖的。而在临津江防御失败的消息传入朝堂后，渡辽内附问题再次被提及。

彼时廷臣皆言：“欲渡鸭绿，则一渡之后，无复可为。”显然对于内附还是心存抵触者居多，然而面对严峻的战争形势，李昖不得不迅速召集廷臣商议。

此时党派攻讦的焦点在播迁地点的选定上。播迁地点的选择与辽东内附关系密切，因为通往明朝辽东地区最近的便是义州地区，播迁义州，便代表廷臣对此举已无争论。李昖和各党重要人士对于播迁地点提出了如下想法：

李昖和李恒福认为，如若渡辽内附计划确定，那最好的播迁地点便是与明朝辽东地区一水之隔的义州地带。

当李昖一行人马出发前往东坡馆之时，曾询问都承旨李恒福，李恒福认为“可且驻驾义州，若势穷力屈，八路俱陷，则便可赴诉天朝”，李昖对于李恒福提出的由义州内附之事表示赞同，甚至在柳成龙等人攻击李恒福时，他亲自出面维护李恒福，公开表示“内附本寓意也”——这是我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