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千余万两，黄金三十万两”，那时西方尚未进入大航海时代，海洋贸易的获利就已经如此惊人。正是看中这自唐宋以来海外贸易的庞大收益，朱棣继位后，重建了曾因倭寇侵扰废弛的市舶司,建较为完备的海外贸易管理体系。

万事俱备后，明廷以郑和为使，率领船队穿梭于各国之间，打着赍赏的旗号开展官办贸易，为“靖难”后百废待兴的大明打通了条经济输血大动脉。通过将瓷器和丝绸等中国高端产品贩卖海外，大明攫取了巨额的商品差价利润。

在郑和船队购置带回国的主要货物为胡椒和苏木,依《瀛涯胜览》记载，胡椒在其产地苏门答腊岛的价格仅为0.01两/斤。据《明会典》记载,胡椒在洪武年间的国内市值达0.2两/斤,差价十倍于产地！

胡椒并不占多少空间，因此即便是加上运费，利润也十分可观。谁能说大明上层只是单纯地想着“满自的穷奢极欲”，无视这巨大的利润空间呢？这本万利的意，正是有赖于郑和下西洋才能做成。

由此可见，郑和下西洋非但不是“不敷出”的赔本意，反倒是为大明王朝带来巨额财富。

严从简在其《殊域周咨录》中语道出了下西洋的“多赢”效果：“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毕。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国用亦羡裕矣。”下西洋对于经济以及国家财政的裨益，于此可见斑。

更加重要的是，郑和下西洋不仅直接给朝廷带来了巨大收益，且还给地方带来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溢出效应，带动了不少地方经济的发展。

以郑和下西洋的出发地苏州府太仓州为例——“和等自永乐初,奉使诸番，经今七次。每统领官兵数万人，海船百余艘，自太仓开洋。”

按照郑和亲的《通番事迹之记》碑中记载，郑和七次下西洋全部是由太仓刘家港出发，每次也都以刘家港为返航的收泊地。

郑和使团不仅带回了西洋各国的奇珍异宝、特产品，也将批批外国使团迎来送往，将大量的中华物产输向世界各国。

这样一来，太仓的刘家港不但是东南沿海的重要港，也成了明廷对外交往的岸。明人称颂其盛况道：“今永乐承平之岁，薄海内外，靡敢不服，九夷百番，进贡方物，道途相属，方大船，次第来舶,太仓复旧之宏规。”

后来清人追溯其繁荣景象道：“是时西洋贡船络绎不绝，咸欣其便，遂称为天下第码头，各国奇珍异宝无不毕集。”

因下西洋受益的不是个太仓，实际上在大明版图内，江南乃至岭南许多地方的经济迅速受到下西洋的带动效应影响。

比如说，当时的佛山便从“孤村铸铁”成为商品运转中。些需要从国外进的日常用品，由奢饰品价格降为了日用品价格。自永乐朝起，在朱元璋时期秉承海禁政策的明朝，不过十年时间，迅速出现了东南经济繁荣的景象，郑和下西洋显然功不可没。

由此种种，高务实得出很明确的结论：大明通过郑和下西洋的官营贸易获得了巨额财富。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获得了大量财富，还带动了相关地区、相关产业的发展，那它后来到底又是如何难以为继的呢？

其实这个问题解答起来倒也不难，尤其是对于经历过红朝国企改制时代的高务实来说，这题简直是送分题。

郑和下西洋属于官方垄断经营活动，根本就不尊重经济规律，味由皇室独占海外贸易的收益，不给私人海商和豪强贵族分杯羹的机会。

再加上不能正确应对海外贸易带来的商品过剩问题，皇帝简单粗暴地采取“折俸”段，导致朝廷官员不但没有从海外贸易中获益，反因此利益受损。就这样，不同阶层利益集团之间的分配不均衡，最终导致郑和下西洋被丑化为“劳民伤财”之举，直到偃旗息。

高务实认为，这个问题具体而言大概有三点比较重要：

其是郑和下西洋带来的贸易收益主要惠及皇室，而对民间计多有影响。

从郑和船队带回来的货物来看，大都是苏木、胡椒等奢侈品，这些物资基本上只能供上流社会消费和把玩，难以有直接的投产出。

这也就是宣宗时期还在做车驾郎中的刘大夏敢于公然质疑郑和下西洋举动的理由：“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回，于国家何益？”

此外，郑和下西洋产了极大的社会影响。由于大量白银和黄金通过贸易顺差流大明，其在解决中国自唐宋以来贵金属紧缺问题的同时，也使得永乐年间货币贬值近30%。

同时，由于造船任务繁重，使得南方造船地区的匠户大量逃亡，南京区域的船匠户甚锐减了四分之三以上，在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计——之前说高务实造船的工匠支出远高于朱棣，从这儿也可以证明。

同样，这也就是宣宗时期在罢下西洋的同时，朝廷下诏“凡采办、买办物件并打造海船木植物料等项营造物料悉皆停罢”的原因，也就是的确对民间、对匠户的压迫和伤害很大。

其是大明官营海外贸易体制极大地抑制和影响了私人海商和豪强贵族从海外贸易获利的机会，使得他们因分配不均衡而坚决反对下西洋活动。

当时明廷采取的海外贸易官方独营政策，是非常不尊重经济规律的，不但与宋朝时期励私人海外贸易无法相，连元朝时期被后世诟病不已的官私合营的“官本船”体制都不如。

不管怎么说，“官本船”好还是种公私合营的国家垄断混合经营体制，是官方出本钱和出船，雇佣私人海商代理经营，获利后由官家和私人七三分账，多多少少还有点“市场经济”的痕迹在里头。

然而，明廷的垄断经营体制就无异于“吃独”，在自身赚到盆满钵满的同时，就损害了广大海商和试图分杯羹的豪强贵族的利益，不但遭到了他们的坚决抵制，还使得民间私风蔓延。

这些利益受损的社会阶层当然不会坐以待毙，遂利用各种段反对下西洋动，并由此形成牢固的利益共同体，如本书卷一就提到过，徐阶就曾指挥家人直接参与海上私。

当时沿海边防面对有朝中重作为保护伞的私队伍，已经到达了“守不敢问，戍哨不能阻，向蒙蔽公法，相沿数十百年”这种耸人听闻的地步，朝廷因此损失大量关税。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时高拱才觉得与其如此，反倒不如宣布放开海外贸易经营权，即所谓“听海商贸易，归征其税”，这样至少可以保障关税。

在这样的利益勾结之下，纵然皇帝三令五申要求海禁，可面对的也只能是文官们的阴奉阳违。所以说，郑和下西洋事实上是保护官方独占的海上对外贸易不受其他势力阻挠的一种行为，当然也会遭到文官集团和其背后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

其三则朝廷为应对进过剩带来的商品价格下降局面，采取内部倾销“折俸”损招，加剧了朝廷官员对下西洋活动的反感和厌恶。

由于下西洋是官营贸易，其计划式的经营模式和官僚管理带来的低效，使其最终不可避免地进了经济规律的死胡同。

比如说，随着大量胡椒涌市场，胡椒价格持续低。短短两年时间，到永乐五年，大明国内的胡椒价格就已经下跌0.1两/斤，降到洪武年间的半。如此来，利润空间大幅缩，市场也趋近饱和，皇室仓库的胡椒、苏木堆积如山。

为了解决胡椒积压问题，不想减少利润，因此从永乐五年开始，明廷利用“折赏”、“折俸”的方式，把苏木、胡椒当成奖金或资发给下层吏员，甚是上层的文武官员。更有甚者，朝廷在发放过程中，还不肯低价卖给各级官员、吏员。

永乐十年，在胡椒的市值已经低于0.1两/斤的情况下，折俸时竟仍取洪武年间0.2两/斤的价位。这就太狠了，要知道本来明廷的俸禄就是历代最低平，胡椒、苏木折俸的做法无异于进步克扣资。大官员对此敢怒而不敢，于是纷纷把郑和下西洋当成了降薪的出筒。

这样一来，在众官员的诛笔伐下，郑和下西洋的壮举瞬间就成了“劳民伤财”之举。正统元年，内阁以年幼的英宗之名义，命南京守备太监王景弘停罢采买营造，明初的下西洋贸易此方才正式落幕。

不过，“搞笑”的事随即发生。令朝廷大们始料不及的是，“劳民伤财”的下西洋没停前，朝廷即便大肆花钱却没有什么财政压力，可到了停下西洋的宣德年间，部尚书黄福反叫苦不迭：国库空虚，处处“征调将何以济”。这也从個侧面说明了下西洋能给国库带来巨额收益。

说到这里，就能非常完整的说明高务实搞海贸为什么非要拉上一大批人一起搞——明面上京华的主要“合伙人”是勋贵集团，但暗地里还有许多由高务实“代持股权”的实学派官员早已参与其间多年。

按照高务实地观点，参与的重要人物越多，不仅他在朝中面对的压力就会越小，而且由于这些人哪怕不办工厂、农庄，仅仅在其家乡或者势力范围内采买货物，也能强有力的拉动当地经济发展。

所以，高务实在海贸这一块从来不吃独食，甚至江南勋贵、财阀、海商也同样可以加入京华的商队一起出航。

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自然是让海贸惠及更广泛的民间，让更多人看到海贸的好处并受到海贸的良性影响，从而拉动贸易搞活经济。

这套办法是高务实非常熟悉的。红朝经济从改开早期辛辛苦苦的“三来一补”，发展到后期全球制造业中心，在联合国产业分类所列的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中，只有红朝拥有全部的工业门类，是真正全球唯一的“全产业链”工业霸主。

这贯穿他前世的发展过程对他的影响显然是巨大的，所以他在大明也按照各地资源禀赋搞各种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