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政治事件，牵涉到了在朝在野多位高官或前高官，而且其中并没有太多单纯的“豪商地主”参与，附从其所为的大多数都是士林家族，那么这件事就不能不引起高务实的高度关注了。
高务实知道，如此现象之所以会发生，本身就意味着朝政的失序，使得某种矛盾已经激化到骇人听闻的程度。
朝政失序，这四个字在如今的大明看起来实在不应该出现，毕竟即便是实学派的反对者们也承认当今之世乃是“万历中兴”。
看看这个万历朝吧：
对外，它战无不胜，封蒙右、复安南、败缅甸、驱残元、靖辽东、逐倭寇、纳朝鲜，诚可谓四夷宾服，八面威风；
对内，它整顿制度，设海关、纾驿路、整兵工、练禁军、清田亩、征商税、开藩禁，好一个安居乐业，府库盈余。
这样一个中兴盛世，怎么会“朝政失序”呢？根本没有道理呀。
然而事实摆在眼前，至少江南士林对于眼下的朝政异常不满是显而易见的，这就不得不让高务实认为必须搞清其中缘故，才能对症下药了。
那么第一个大问题就摆在眼前：江南士林为何对当前的朝政异常不满？
按照高务实以往的思想来说，他对所谓的江南财阀一直怀有很大的恶感，认为原历史上明亡的原因虽多，但江南财阀集团不肯为国家稍稍出力一定是重要原因之一。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后来清末时梁启超将之总结成为更加着名的那八个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高务实对这个观点是极其认可的，所以他历来对所谓“明末江南财阀”，以及一段时间里人人喊打的“江南财阀代理人”东林党充满了不屑，同时又异常警惕。
基于这样的原因，由高务实一手打造的京华集团，乃至于可被看做北方商业大联盟的北洋海贸同盟，对于江南地区的大豪商、大地主们一直颇为排斥。
在政治上，高务实通过“我先自己交税做表率，然后要求你们也必须交税”的办法，花了至少十余年时间，终于开始在江南地区将商税的征收推广开来，为财政窘迫的朝廷开辟了一个巨大的财源，反过来又依此力量推行其他改革，成果斐然。
但是很显然，高务实从头到尾都根本没有考虑过“江南财阀”们对此有什么想法。他们赞成也好，反对也罢，亦或者随大流、无动于衷，都不在高务实的考虑范围之内——我只要收税，你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
在商业上，海贸同盟对“江南财阀集团”的态度也是不屑为伍，以至于海贸同盟从未接受任何一家江南富商的入股，最高的合作也不过就是允许江南富商们的海船在缴纳足够的护航银之后享受海贸同盟的护航。
简单的说就是双方泾渭分明，海贸同盟最多只赚点护航业务的收益，坚决不和江南富商“同流合污”。
而与此相比，海贸同盟却愿意接受南京的开国系勋贵入股，只不过不给“原始股”，不给同盟内按照原始股比而获得的决策权，相应的分红却是一分银子都不少的。
[注：此处不要生套现代股份制。海贸同盟的决策权全部按照“原始股比”来获得，但由于高务实处于原始股比的绝对控股，事实上垄断决策权。不过勋贵们占比也有约三成，所以虽无决策权，却也有不弱的发言权。]
这样一来，海贸同盟的利益自成一派，江南富商一分银子都分不到，而海贸同盟的护航银他们却不得不交，这里就会让他们很不满意。
与此同时，在外国的贸易、经营方面，由于海贸同盟有内部分工或者说分配，所以内部不会形成内卷式的竞争，而可以一致对外——比如对江南富商，这就让江南富商的生意进行得比海贸同盟艰难很多，利润也被压制在一个相对较低的层次，再次引起不满。
到了这个时候，海贸同盟系和非海贸同盟系就自然形成了两个不同的圈层，相互之间看不对眼，矛盾也就此产生。
然而事情诡异就诡异在此，按理说既然非海贸同盟系都是敌视海贸同盟系的，那么为什么这次可能在搞某种阴谋的势力却仅仅只是士林家族而没有单纯的豪商家族呢？
诚然，这年代的士林家族大部分都比较有钱，哪怕是一家刚刚出现进士老爷的家族，甚至更低一点只是举人老爷的家族，那也能很快致富。
然而从“携手对抗海贸同盟”的角度来说，家中有没有进士老爷、举人老爷，似乎也不应该影响这一共同目的才对吧？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才让单纯的富商家族没有参与这次行动呢？反过来也可以问：士林富豪家族为什么就非要跳出来和他高务实这个海贸同盟的掌舵者唱反调呢？
高务实仔细琢磨了片刻，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定是因为士林富商与寻常富商的利益虽有共同之处，也必有不同之处。
或许在当前的情况下，寻常富商认为自己的利益虽然被受到了影响，但考虑到海贸同盟的强大不是他们能撼动的，与之对抗的危险太大，如果出现最坏的结果，他们根本不能承受，因此最终选择了放弃——当然，也可能只是选择了暂时的观望，今后如何尚未可知。
而士林豪族则不同，他们的利益受到严重影响，而同时他们又认为自己在政治上尚有反抗的力量，因此便敢于站出来挑战，同时还可能希望借此给那些寻常富商做出表率，有利于争取后者的支持。
思路便是这么个思路，未反抗的不代表不想反抗，只是力有不逮且担心失败后被清算；反抗的跳出来反抗，同时还希望以此行动激励更多人加入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