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白？廷弼？

是的，这位观政进士名廷弼，字飞白。哦，对了，他姓熊，熊廷弼，万历二十六年同进士出身。

既然是同进士出身，说明他在人均卷王的会试中考得并不算好。

实际上，二十六年戊戌科进士金榜除了一甲三位进士及第之外，还有二甲进士出身五十七名，这就六十位了，而熊廷弼在三甲之中也不过名列第一百一十五名而已。

按理说，这样的成绩实在不太可能成为高务实这位文华殿大学士身边的观政进士才对，然而熊廷弼也有优势。

他的优势就是，高务实对明末历史的了解使其对熊廷弼印象非常深，而当年殿试考完之后所举行的馆试——也即庶吉士考试——礼部右侍郎萧良有便是馆试考官之一，因此熊廷弼通过了馆选，成为庶吉士。

散馆之后，熊廷弼很快便接到了调令，成为了高务实身边的观政进士之一。

这话说明白点，其实就是高务实在背后“保送”了熊廷弼一把，让他的人生与原历史出现了区别。

原历史上熊廷弼闻名于明末，闻名于其救时之见，更闻名于其悲情之死，但很少有人提及他的早年。其实，只要知道他的早年，就会知道他考中三甲第一百一十五名已经极不容易了。

原历史上的万历十一年五月，当二十四岁的努尔哈赤起兵攻打图伦城，打响他建立后金政权、一统辽东的第一仗时，他未来的对手，时年十四岁的熊廷弼还在湖广江夏的老家里，一边劳作一边读书。

是的，熊廷弼出身贫苦，吃顿饱饭都很不容易。因为家境贫寒，交不起学费，熊廷弼曾多次辍学。当然，对求知的渴望，对出人头地的向往，又总是支撑他攒钱回到学堂继续读书。

然而这样一来，他的求学进程也被耽搁了不少时间，让原本天资聪颖的他也直到万历二十五年时才以二十八岁的年纪一举考上金榜。

本书第一卷就说过，有明一代的进士从年龄上看，高中金榜时的年龄以三十出头为最多，然而那里头绝大部分都是家中殷实、不事生产的“专业读书人”——比如高务实这种就很典型。

然而熊廷弼属于自小就开始了“半工半读”，平时只能在打零工、干农活与读书之间不断切换。就这，人家还在二十八岁高中金榜，说他读书不行，那实在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

不过，纵观熊廷弼一生来说，科举高中这件事情对熊廷弼来说，是幸，也是不幸。

“幸”体现在熊廷弼借由科考，实现了由民到官的阶级攀升，有了实现自身抱负，留名青史的机会。

“不幸”则表现在，他进入了一个有着激烈党争的朝野，而偏偏他自身又有着刚烈的秉性，最后必然无法全身而退。

熊廷弼考中进士，由于只是同进士第一百一十五名，而他家境贫寒自然也就意味着在京中不可能有前辈照料。于是熊廷弼既没人关照，也没能考过馆试，第一次出任的官职当然非常不起眼——保定推官。

而与此同时，不仅他未来的对手努尔哈赤正在辽东一带蓬勃发展，这个时候的大明朝野，却还充斥着激烈的内斗，国力已经不能说止步不前，应该说是在三大征之下的持续衰退之中。

原历史中可没有高务实的掺和，朝中的势力在不断分合重组后，逐渐形成了齐、楚、浙三党与东林党对峙的局面，他们相互攻讦，只为争夺己方的最大权益。

早先几年，熊廷弼都在地方当官，从而幸运地没被这些激烈的党争波及到。但当他逐渐有了突出的政绩，被擢升为监察御史并步入朝堂后，他就再也无法置身事外了。

尽管熊廷弼本人全无“站队”的想法，但按照乡贯地域划分，他还是被自动划入了楚党，间接地与东林党站到了对立面。

然而，全靠自己努力改变命运的熊廷弼性情火爆，同时也刚正不阿，特别是对大明朝廷极为忠诚，对朝廷事务尤为挂心。因此，比起朝中其他更看重个人利益和己方阵营利益的官员，他显得“天真”和“稚嫩”了许多。

尽管身在楚党，熊廷弼也没有刻意拉开与东林党人的距离。其中部分东林党人，也因无明显纠纷，而与他保持着交好的关系。所以这个时期的熊廷弼，其实都是激烈党争中的边缘人，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正是这样的身份和地位，让熊廷弼在万历三十六年成为了两党眼中可以彻查“辽东弃地案”的合适御史人选，也因此与努尔哈赤有了交集。

“辽东弃地案”发生在两年前的万历三十四年。当时齐楚浙三党与东林党的博弈进入了白热化阶段，为前者阵营的辽东总兵官李成梁为避免殃及池鱼，打算在辽东提前剔除一些潜在的危险。

当他意识到位于建州女真腹地的宽甸六堡很难守住，而一旦失去就会成为东林党攻讦齐楚浙三党和把自己拉下水的最好借口时，他就决定了要直接放弃这块地方。

于是，就有了“擅自弃地八百里，六万居民被迫回迁内陆，流离失所”的场景。而努尔哈赤也取得了在东北更大的军事优势。

这件事闹得不可谓不大，但因为当时齐楚浙三党在朝中的势力高过东林党，且深知李成梁这一做法背后的原因，因此出面保下了李成梁。但万历三十六年时，被认为是东林党重要人物的叶向高成了首辅后，这件旧事就又被翻了出来。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万历帝决定派遣御史前往辽东查明真相，此时立场显得相对中立的熊廷弼就被推了出来。

到达辽东后，熊廷弼在那里展开了长达半年的实地调研，最后查清了李成梁和赵辑放弃领土、驱民迁徙的全过程。

不懂党争，或者说不愿意参与党争，只担忧国家利益的熊廷弼十分气愤，列举出了李成梁和赵辑的八大罪状，并上疏要求对其进行严惩。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实际上完全清楚其中内幕的万历帝朱翊钧当然没有理会严惩这个说法。他甚至没有将熊廷弼的奏章下发给大臣讨论，而是直接下了一道诏书，称赞李成梁“镇辽年久有功，应予以恤典”，然后就让李成梁体面地“退休”了。

这是朱翊钧分不清是非曲直吗？当然不是，这只是一种权术上的折中，算是给了东林党一个说法，又不至于彻底得罪齐楚浙三党。

事实上，他是故意维持朝廷内部的党争局面，使双方都无法摆脱皇权的控制，相应的也就不能形成合力对皇帝过多的干涉。归根结底，这背后是君权与臣权的较量。

严惩意见虽然没被采纳，但是熊廷弼倒也没有丧失积极性，他很快又对辽东进行了实际的军事考察。

当时辽东的土地上，明朝、漠南蒙古和女真三大军事势力相互斗争，且停留在或战或和、关系不明朗的阶段。然而，尽管局势暧昧不明，熊廷弼却清醒地认识到，努尔哈赤领导下的建州女真给明朝带来的威胁要远远大于蒙古。

他指出，蒙古虽强盛，却“不过抢掠财物，无远志”，而建州女真饮食性情与明朝相近，“志在我土地”——后来的事实显然证实了这一点。

为了更好地防御努尔哈赤领导的建州女真，熊廷弼提出了整顿军纪，实内固外，以夷制夷的主张。而在任期的三年里，他也是这么执行下去的。

辽东疆域先后修建起了七百多里的城墙和大批的城池墩台，高高筑起了一道防线。大片荒地被开垦出来并种上了作物，辽东的粮食收成每年达到了上百万石之多，于军于民都是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