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 id="center_tip"><b>最新网址：www.</b>对于大少爷高渊自十多年前离开南疆赴京师读书后的归来首秀，所有与会诸人自然都会对其有自己的一番评价，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不过，大家或多或少也都明白，高渊此来居然是单独前来，而不是随同母亲黄芷汀一道，这本身就透露着某种不同寻常的气息。

“揣摩上意”在多数语境下都算不上什么褒义词，但其实却几乎是任何人都不得不为之的，所以南疆上下自然也都必须有所思考。

为什么尚未成年的大少爷不是陪同夫人一道南下，由夫人为其站台，助力其在南疆众人之间确立地位？

为什么尚未成年的大少爷就敢如此明目张胆地示好黄虎，且对他这一辈的高家长兄颇不客气，而作为接风宴中高家宗亲的“元老”，高孟男对此却只是冷眼旁观？

再有最后一点，就是刚才接风宴散席之后，高孟男本来要引高渊回名义上的暹罗王宫、私底下被戏称为“定南王府”的宫殿休息，但高渊却拒绝了，反而表示自己要先去一趟军令部。

众人自然拗不过他，因此一应军官将领只好在高珗的带领下陪同前往……那么，这件事又说明什么？

大家都是为高家——或者直白一点说，都是为高务实效力的，所以这些问题也就都是不得不思考的了。

按照以往这些年的惯例，夫人本来就该是在这个时间点南下的，而这次出人意料的未曾南下，反而是大少爷来了，老爷为什么这样安排？

如果按照正常思维，夫人被留在京师，却换了另一个重要人物南下，那么有可能说明老爷对夫人失去了信任。

然而，南下的这位重要人物却是大少爷，那么这种推测又似乎毫无道理了。毕竟，大少爷的生母就是夫人啊，如果夫人失去老爷信任，大少爷焉能有机会单独坐镇南疆？

那么就只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老爷在刻意给大少爷创造单独坐镇一方的机会。但是这个推测在三天前或许还成立，可是现在不成立了，因为京师飞鸽传书已到：京华秘书长刘馨已启程南下，协助大少爷处置“相关军务”。

有道是字少事大，这句飞鸽传书大抵就体现了这一点。

刘馨是什么身份，大家自然都是很清楚的。在她的身份里，“老爷的妾室”这一点反而最是无关紧要。她最关键的身份在台面上是京华秘书长，台面下则是老爷的青梅竹马(由黄芷汀态度引起的广泛误会)，朝廷名将刘显之女、刘綎之妹，以及夫人曾经的战场搭档、闺中密友。

黄芷汀威震南疆靠的是谅山之战强夺雄关、勃固之战击灭莽应里、帕桑之战击灭纳黎宣。而刘馨也不遑多让，帕桑之战虽是黄芷汀指挥，但那一仗主要依靠的刘馨的奇兵。除此之外，她单独领兵平定暹罗叛军、直捣黄龙击败柬埔寨并迫降木萨利等等，在南疆也都是不世之功。

某种程度上来说，南疆能有如今的局面，高务实只是打下安南作为桥头堡并且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而后来的战场上则主要就是靠黄芷汀、刘馨这对“绝代双娇”开疆拓土。

而当刘馨北上回京之后，那就更不得了啦！她从老爷的私人幕僚一直做到正儿八经的京华秘书处秘书长，被京华内部私下看做“内阁首辅”。

要知道，秘书处的几大机要秘书如果有事出差地方，比如军务秘书阮福源南下检阅南洋舰队时，南洋舰队司令部就为之专门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和阅舰式。

并且，在整个检阅日程中，南洋舰队司令部的几乎全体将领都亦步亦趋地作为向导和陪同人员，带阮福源全面参观和检阅军港、军舰、造船厂、海军仓库、海军营地等，整个舰队高层全程小心翼翼。

阮福源不过是秘书处九名成员之一，就已经有如此权威，又何况如今要赶来定南的人乃是秘书处的秘书长，是对高务实、黄芷汀夫妇都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刘馨呢？

如今，“内阁首辅”既然要亲自前来，而且飞鸽传书中明确写着“协助大少爷”，那么回过头来一看自然就清楚高渊此来的意义——正名与立威。

一如高务实在作出这个决定之前所参考的那般，南疆很多人立刻想到“高渊-刘馨”这一组合的制度模板：唐朝“天下兵马大元帅”出征制度。(注：当然也不止唐朝，比如宋朝也有天下兵马大元帅。)

“天下兵马大元帅”属于那种一听就牛逼轰轰的职务，而事实上也的确很牛逼，像唐德宗李适、宋高宗赵构等人，都担任过天下兵马大元帅。

在安史之乱期间，天下兵马大元帅更是成为皇子的“标配官职”。比如唐代宗李豫，他还是皇子的时候，其父皇唐肃宗李亨就让李豫以“天下兵马大元帅”的身份和郭子仪、李光弼、仆固怀恩等将领一起，指挥唐军向长安城南的香积寺展开进攻。

经过激战，唐军在香积寺歼灭安史叛军精锐八万多人，取得了安史之乱爆发以来最为重大的军事胜利。李豫登基后，其皇子李适又以“天下兵马大元帅”的身份，指挥唐军向叛军展开最后的进攻。

那么，“天下兵马大元帅”到底是什么样的官职？唐朝皇帝为何让皇子，而不让武将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一职呢？

元帅这个词语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是一支作战部队最高统帅的称呼，《左传》就曾记载，晋文公考虑过元帅(军中主帅)的人选。晋国名将先轸就在城濮之战中打败了楚军，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拥有元帅战绩和元帅头衔的作战部队统帅。

值得一提的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元帅只是其他官员和下级官兵对作战部队最高统帅的称呼，那时的“元帅”并没有形成相对固定的官职。

南北朝时期，元帅逐渐形成相对固定的官职，而这一官职的作用就是在战时领导军队出征作战。比如在北周宣政年间，北周宣帝就让其叔父宇文盛为行军元帅，指挥部队出征迎敌。

李渊建立唐朝期间，唐军就设立“左右元帅”。李世民还是秦王的时候就担任过“西讨元帅”。随着唐朝局势的稳定，唐廷便设立“天下兵马大元帅”一职务，作为大唐军队战时指挥的最高统帅，其具体职位由皇子担任。

当然，唐朝又同时设立“天下兵马副元帅”，由具备较高威望的大臣担任“天下兵马副元帅”。

问题来了，天下兵马大元帅为何是皇子，而不是武将？

按理来说，指挥部队打仗是一项技术活，作为军队战时最高指挥官的天下兵马大元帅一职似乎应该由最为专业的武官担任。但是，唐朝皇帝却把天下兵马大元帅这一职务让皇子来担任，其中有何考虑，有何原委？

其一，唐朝初年，还是皇子的李世民就担任过“西讨元帅”带兵出征。因此，唐朝设立天下兵马大元帅，并让皇子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符合唐朝的“政治传统”。

所谓李世民担任“西讨元帅”带兵出征，发生在公元617年，薛举称帝，建立割据政权之后。当时还未正式称帝的李渊命令李世民带兵出征讨伐薛举，经过激战，李世民的部队重创薛举的部队，歼灭薛举部队数千人，薛举被迫撤退到陇右。

公元618年，李渊在长安正式称帝，建立唐朝。随着政权的建立，李渊就让李世民亲自担任进攻薛举割据政权的“西讨元帅”，指挥唐军进攻薛举。

由于李世民在前线忽然重病，刘文静等人在作战中部署失误，唐军遭到了薛举部队的伏击，损失十之六七。李世民被迫下令军队返回长安。同年八月，李世民痊愈，唐军再次出击，彻底歼灭薛举割据政权的部队。

从战果上看，李世民担任“西讨元帅”这次，因为期间发生自身重病这种不可抗力之故，其作战在他的军事生涯中算是不尽如人意。但是，他担任“西讨元帅”这件事本身却开创了唐朝军事历史上的规则：即战时以“元帅官职”出现的作战部队最高指挥官，这个“元帅”就得由皇子担任。

因此，不管是初期李世民曾就任的“西讨元帅”还是后来“天下兵马大元帅”，受命领兵的皇子本人都要以战时军队最高统帅的身份带兵出征。

公元626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登基称帝。由于后来的唐朝皇帝全都是李世民的嫡系后代，所以身为李世民后代的唐朝帝王在设立“天下兵马大元帅”这一官职作为军队最高指挥官的时候，就得遵循“祖宗”的“政治正确”，让皇子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

当然，在某些时候，唐朝皇帝也会让亲王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不过因为都是李世民的后代，这倒也就无所谓了。

其二，唐朝皇帝出于提防武将造反的心理，不让武将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这一点在安史之乱中体现的相当明显。

唐朝军事制度分成“府兵制”和“募兵制”时期。在府兵制时期，唐帝自然是出于天下皇权唯我独尊，提防武将造反的心理，不让武将直接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当然，除了不让武将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唐帝还对武将带兵打仗给予了其他限制。

比如，武将在战时担任的职务“行军大总管”就属于临时官职，只有带兵权，没有行政人事权和财政权。这样一来，唐朝皇帝就把武将造反的可能性压缩到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