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招募的新兵已达到了200人左右，每个人也发给了简单的装备，那就是一人一床被子，再就是一个小布袋，布袋里装着粮食，算起来每人的装备也足有30斤重，不用说跑步了，就是拿在手里，也是沉甸甸的。

冯国璋一声“开拔！”书办跑在头里，后头跟着老兵和新兵，顺着大道向北跑去。老兵们姿势端正，整齐划一，背着行囊，不慌不忙地向前跑去。新兵们就不好说了，跑了没有2里地，就开始拉下人了。跑完了20里地，一个个新兵累得大汗淋漓，气喘吁吁，200人的新兵，只剩下了150人。

公韧看了看三合会的人，还好，10个人竟没有一个人拉下，全跟了上来。

然后是急行军，老兵新兵们谁也不说话，都在鼓着劲，使劲地往前赶。到了吃饭的时候，伙头军埋锅造饭，粮食呢，当然是从每个人的行囊里往外倒。吃完了饭，伙夫把锅一起，背起锅来就走，新兵们本来还想多休息一会儿，可是根本就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想休息那只有被淘汰，只好又急急忙忙地向前赶去。晚上休息的时候，从随军的马车上卸下来一些帐篷，全是帆布的，5个人一顶，累了一天了，那还有心思说话，支上帐篷，每个人倒下头来呼呼大睡。

第二天天一亮，小号一响，赶紧起上帐篷，公韧一看，新兵们似乎又少了一些，那是行军受不了的人，趁夜黑风高，撒丫子溜了。帐篷刚起完，早饭已经准备好了，老兵新兵吃完早饭，队伍继续出发。

刚走了一会儿，冯国璋骑马赶过来，还带来了一匹空马，他翻身下马，对公韧说：“公兵啊，会不会骑马啊？”公韧说：“会一点儿。”冯国璋说：“那你就上马吧？”公韧说：“不可，我是个新兵，别的新兵徒步，我为什么要骑马？”冯国璋说：“你先骑一会儿，我有话对你说。”公韧只得翻身上马，冯国璋也翻身上马。

队伍在“刷刷刷”地向前行走，有限的几匹马也在“得得得”地发出清脆的响声，两旁的树木在渐渐地向后移动，空旷的田野在慢慢地向外旋转。冯国璋问公韧：“请问公兵，念过几年书啊？”公韧说：“回冯总办，念过几年私塾。”冯国璋又问：“都好读些什么书？”公韧心里一惊，这冯国璋问的怎么和孙文问的差不多啊，只得说：“四书五经不愿意读，好读小说，三国演义倒是看了几遍，孙子兵法的书也读过一些。”冯国璋的脸色一缓，问：“不知两军对阵，敌强我弱，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公韧心里一惊，这不是冯国璋在考我吗？是如实地说呢，还是隐瞒一下呢，略微想了一会儿，心里想道：“怕他做什么，他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总办，我就是实话实话，看他能怎么样？”公韧说：“孙子兵法上说，战争，本来是一种诡诈之术。所以，能战而示之软弱；要打，装作退却；要攻近处，装作攻击远处；要想远袭，又装作近攻；敌人贪利，就用小利引诱；敌人混乱就要攻取；敌人力量充实，就要防备；敌人兵强卒锐，就避其锋头；敌人气势汹汹，就设法扰乱它；敌人谦卑就要使之骄横；敌人安逸就要使之疲劳；敌人内部和睦，就要离间他们。总之，要在敌人没有防备处攻击，在敌人料想不到的时候采取行动。

以后后人根据孙子兵法又编了败战计为美人计、空城计、反间计、苦肉计、连环计、走为上计。不过，这都是一些空头理论。”

冯国璋来了兴趣：“噢，那么你说说，什么是比较实际的。”

公韧不慌不忙地说：“两军对阵，敌强我弱，种种战法，层出不穷，最实际的，就是只要能撤退，就赶紧撤退，以免被敌人消灭，然后再寻找战机。”

冯国璋再追问：“如果撤退，那又如何破敌？”

公韧说：“运动战、伏击战，或以奇兵胜之。”

冯国璋再问：“你所说的奇兵指的是什么？”

公韧又答：“奇兵多了，火攻、水淹、地雷战、疑兵、放毒、牛马冲敌、化装袭击皆为奇兵。”

冯国璋点了点头说：“好啊，说得好！”又问：“我请教一下，你说说，朝鲜战争，中国的陆军到底败在哪里？”

公韧早已从各种报纸中了解了朝鲜战争的内幕，再根据自己的军事理论，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请教实在是不敢当！中日之战，实际了反映了落后的中国军队与现代化的日本军队的军事差异。

首先从军备上来说，光绪18年（1892年），日本提前完成了自1885年起的10年扩军计划，到了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经建立了一支拥有63000名常备兵和23万预备兵的陆军，包括6个野战师和1个近卫师。日本还出动乐善堂、玄洋社等间谍组织和人员潜入中国，加紧对中国各方面的情报搜集和渗透。而这时的中国军队虽说人是不少，陆海军总兵力虽多达80余万人，但编制落后，管理混乱，训练废弛，战斗力低下，又全都是冷兵器时代的作战方法。打仗从来不是指望人多，就是兵法上说的，将不在勇而在谋，兵不在多而在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