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件事，应该说，马尔科姆大约没有走私，即便走私，也可能早把货物挪走了。

这就是波士顿地区的独立派，挖的个坑，派人去举报线索，又一手主持了这件事，来制造冲突的。英国这边傻呵呵地就掉坑里了。

还有那个很著名的在宣言上签字的约翰·汉考克的走私船搜查事件，也是差不多的路数。

威廉·皮特的这番话，就是针对这种事说的。

他的话，是正确的。

这一点，无可否认。

单独拎出来，是进步的。

但是，有个问题。

为什么招致了这种情况？

为什么走私横行？

为什么走私，被英国人、北美十三州的人认为，这是一件“没有受害人的犯罪”，是值得大家称赞的英雄，而不是罪犯？

为什么大家对走私犯加以帮助？

威廉·皮特知不知道，这是因为《航海条例》导致的？

显然，他是知道的。

那么，他反对《航海条例》吗？

他执掌内阁的时候，是否提议要废除《航海条例》？

并没有。

在总的罪恶上，他支持罪恶。

在具体的细节上，他又支持人的权利和自然法。

这能说明啥？

要么说明，他脑子根本不好使，水平一般，不能看到问题的本质。

要么说明，他有脑子，也知道问题的根源，但他只敢在细枝末节上扯犊子，却不敢触碰真正的既得利益者的核心利益航海条例所造就的大量的得利者。

要么说明，他只是那种对着地图一通画的人，却对税收、财政、国债问题根本没有概念。

这么多标签，总得拿一个，否则怎么解释这件事？

征税可不可以征？征税要搜查，可不可以？

这事，不好说，因为涉及到了辩经。

往大了说，只要取消了消费税、取消了关税、取消了酒税，那么不就没有走私犯、没有私酒贩子了？

如果没有了走私贩子、私酒贩子，那么这个协助搜查令的入户搜查问题，不就在根源上解决了吗？

这是辩经。

但是，辩经的世界，在现实并不存在。

所以，这就不得不涉及到一个和稀泥的办法：

因为关税太高了、因为酒税太高了，所以大家才把私酒贩子、走私贩子，当做“没有受害人的犯罪”，认为这是光荣的。

故而，可以把关税降低、酒税降低，降低到一个大家觉得其实还好的程度，是不是这样一来，就可以搜查走私了呢？

但这件事，从辩经上，又说不通。

50%的关税走私不是坏人，那么10%的关税，走私就是坏人了？

问题就在于，从当初刘钰去阿姆斯特丹，大谈自由贸易问题的时候，跟着刘钰扩张的大顺新学派的侵略扩张派，一直都在拿着这一套经书来宣传。

尤其是当时正处在威廉·皮特反对波沃尔的消费税问题的关口。

皮特是用风能进、雨能进的理由，反对波沃尔增加消费税。因为消费税就涉及到清查走私品和不交税的那些货。

而刘钰，则是以“只要取消了消费税、取消了关税、取消了酒税，那么不就没有走私犯、没有私酒贩子了、逃税者了”的理由，来评价这件事的。

很长一段时间，刘钰和皮特，在英国和北美，都被视作真正的自由的象征。

刘钰当初在阿姆斯特丹大肆宣传自由贸易的时候，就用了一个“治标治本”的词，来解释这件事。

他说，他这种要求欧（www.vkzw.com）洲取消消费税、取消关税的做法，是治本；而皮特，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而很……很有些不好意思的，是刘钰很会丧事喜办。

大顺的税收能力，吃屎一般，和大明一脉相承。刘钰把“没能力”，解释为了“故意的”。

借着中国热、和启蒙运动的“借东讽西”，刘钰说，你看我们大顺，这么大的国家，一年就收2000万两银子的土地税，消费税、酒税、茶税什么的少的可怜，你们也应该这样。我们为啥富庶？就是因为我们收税少啊！

算了算，法国按照大顺的标准，一年国库收入400万两就行；而英国200万两就行，多余的，都是“暴政”、“与民争利”。

这些年宣传的可是不少。

这也就是此时英国面临的问题。

东印度公司之前的种种辩护，解决了“白银外流未必是坏事”的经书。

刘钰鼓吹的自由贸易，解决了“走私贩子是英雄”的经书。

前者，解决了“用外国货是爱国”问题；后者，解决了“违法的心理障碍”问题。

在意识形态和认知方面，大顺已经做好了全面经济殖民的准备工作，这一定要感谢东印度公司，之前每年花那么多钱游说和雇佣笔杆子，消弭了白银外流的认知问题。

就像要感谢东印度公司，培养了茶叶、丝绸、棉布的消费群体，还帮着大顺打开了西非市场，为松江棉布赢得了“哀伤之布”的好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