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过渡可能是混乱的，甚至可能是残酷的。

因为历史上的第二次大陆会议召开之前，大量的手工业者、市民贫民等，已经组织起来，要求改变继承法、公地垦殖权、以及财富数量达标才能有议事权等。

英国后来阻止西进，除了土地投机商反对，也确实有大量的“好好开垦当个自耕农、干几年将来当地主”的贫苦自耕农参与的。

阶级上的矛盾已经不少了。

历史上，是反英派获得了胜利。即便如此，还是发生了后来的关税动荡、退伍士兵起义、农民起义等。

而反英派获得胜利，实际上是这个过渡期虽然混乱，但却不至于乱到无法解决。

因为，大量的亲英派、反分离派，跑路了，跑回欧（www.vkzw.com）洲了。

的确，细软金银、古董字画、船只债券……这些东西都能带走。

但是，土地带的走吗？房屋带的走吗？庄园带的走吗？

这些跑路回欧（www.vkzw.com）洲的亲英派，大量的地产、房屋被充公，并且在后续的过程中被分配。

虽然说，的确，是大部分投机商、大商人获得了这些被分配的财富中的大部分。

但是，底层也跟着喝了口汤，回了回血。最起码宾夕法尼亚的土改，还算是给了那些贫民一些好处，宾家的地产全部归公，半数被投机商买下、半数分了。

这是反英派获胜的情况。

而若是亲英派获胜呢？

反英派获胜，亲英派可以带着细软回欧（www.vkzw.com）洲，可带不走房子土地，但起码能把命带回欧（www.vkzw.com）洲。

亲英派获胜，反英派去哪？

那就只能死了。

如果不想死，那就只能接受资本主义，摒弃掉小资产者的幻想。

亲英、反英，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奴性”还是“自由”的问题，更多的还是经济问题。

比如说我是个自耕农，家里百十亩地，四五个孩子，日子过得乐呵呵。

大儿子让他干几年活，或者去学个瓦匠；二儿子去学个铁匠……

等着快死的时候，跟孩子们说：你们让着点弟弟，家里的地就都给弟弟了。我这边攒了些钱，你们也学了手艺，去西边吧。那里的荒地便宜，老大、老二、老三都去西边，买些地，过我这样的好日子。西边有的是地。

计划的好好的，家庭也很和睦，结果卡察一下子，英国来了法令：不准西进！

那干嘛不反英？

不反英，想要保持家族兴旺，就得让一个人继承，剩下的去打工。那家庭和睦就别提了，孩子之间就要先打个头破血流。

不反英，对孩子一视同仁，那就得把地越分越小，最后日子难熬，只能向商人借贷。还不上，土地抵债，一无所有。日子总得过，这时候说，城市有工场，去工场做工吧。

一群孩子们就得琢磨，自己的爹过的那是什么日子？百十亩地一群牛，农闲时候晒太阳。自己过的什么日子？工场里面上大工，身价不如一头牛。

不要给我讲什么“土地也不是无限的，新大陆也是有边界的”，我不听。

不要给我讲什么公有制，脱胎于小资产阶级革命的美国底层，只反资本主义，不反私有制。

也不要给我讲什么“资本主义发展是必须的”，我不懂，我就知道我爹、我爷爷，也不识字，也没啥文化，但照样大房子住着、小酒喝着。

哪怕到后世，依旧（www.hao8.net）还是这一套：我爷爷、我父亲，可能连高中都没读完、大学没上过，可是我们照样住大房子、小日子过得美滋滋。不要给我讲什么道理，我就像知道凭什么我爷爷的时代可以这样，现在就不行？，

同样的逻辑，从反英开始，就一直在北美根深蒂固。

反英完了，反大商人，反银行；反完银行，铁路和蒸汽机还没出现呢，【一无所知党】就已经开始崛起，认为是爱尔兰人、华人、德裔，导致他们的日子比祖辈过的差……

实际上，大顺开始下场掺和欧（www.vkzw.com）洲战争的这一刻开始，北美还未出生的工业，已经死了。

因为，大顺要推自由贸易。

而北美的制造业起步，源于《1807禁运法桉》。严苛到极致的进出口限制、近乎疯狂的一刀切断了对外贸易，使得北美的纺织业、玻璃制造业、制帽业、采矿业、金属加工业，在东北地区快速发展起来。

那是北美制造业的兴起之时。

因为对英国的恨，亲手签下《禁运法桉》的杰斐逊，事后面对着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的制造业，失声痛哭。

因为他重农、轻商、抑工，认为自耕农才是共和的基础，而工业的发展必将破坏共和国的根基。

杰斐逊认为【制造业，习惯于让人们处于劳役状态，使贵族政治原则在一个共和国内居于优势……工业的发展，把财富集中于少数人之手，导致共和国倾向于贵族政体……】

所以，面对这种恐惧的最好的办法，是不发展制造业，让每个农民都拥有自己的一小片土地……重农、轻商、反工。商业是【必要的恶】，不得不存在，但不可重视。

他分地。

他买路易斯安纳州。

他出台了《土地销售法》，一改过去买地最低500英亩的限制，降低到原本的四分之一，就是希望“每个自耕农都能拥有自己的一块地，不再有投机商买了大块地再拆开卖赚差价”。

他反银行。

反金融业。

反制造业。

反工业化。

当汉密尔顿拿出《关于制造业的报告》时，他用滔滔不绝的口才和极高的威望，毙掉了建国之初的制造业发展方桉。

可以说，他一生，都在反资本主义、反工业化，都在践行他的“小资产者的共和”、“农民乡约亲睦”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