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晋南地区的战事，保持原有的节奏进行着，第一、第二中央行营军负责围困晋城守军，太岳行营军负责扫荡泽州北部以及潞州南部的城寨，封锁潞州敌军南援晋城的通道。

除了军事行动外，同时还在泽州建立起除晋城之外的统治秩序，做到兵锋扫到哪里，根基就扎到哪里，绝不给蒙军丝毫反扑的机会。

当然，晋南战区第一阶段的目标是夺取泽州州治晋城，却也不是那么容易能实现的。

除了入冬之后，冰雪严寒天气对双方将卒皆是严峻考验外，一方面是蒙军正从不断从燕云、河朔以及更遥远的辽东（渤海）等抽调兵马，填入潞州，窥机从潞州南援晋城；另一方面，除了近四万守军外，晋城之中近二十万妇孺，有半数皆是南迁的蒙兀族人。

特别是后者，成为此时攻陷晋城，结束晋南第一阶段战事最大的障碍。

蒙兀南院近年来往南线迁徙逾五十万族人，晋南泽潞两州因突出的战略地理位置，成为蒙军在中原腹地经营的重心，总计安置了近四成族众。

筹备晋南战事之初，韩谦与李知诰等人都以为乌素大石出于保存其族元气的考虑，会提前将这些蒙兀族人撤走。

这将能极大削弱进攻晋城等城池的难度。

然而乌素大石并没有照韩谦他们所预想的那般行事。

乌素大石非但没有将晋南的二十万蒙兀族众提前疏散撤走，反而都集中到晋城、潞州城两座雄镇之中，摆出孤注一掷、鱼死网破的架势来。

韩谦猜测乌素大石之所以做这样的决定，必然看到楚廷少壮派日益崛起的势力，同时也是给杨致堂、杨元演这些人冒险行事，提供更有力的心理支撑。

不管韩谦以往对敌军将卒表现得有多仁慈、有多手下留情，对于被围困于晋城之中的蒙兀族人而言，晋城失陷，他们最好的境遇也是妻离子散，男丁都逃难编入苦役营、妇孺都将难逃被拆散安置、可能今生都要接受地方乡司监视的命运。

轵关陉大捷之后，对在平阳府、绛州府等地俘获的两万多蒙兀族人，韩谦就是这么安排的。

他不愿搞大屠杀，但考虑蒙兀族人严重且尖锐的对立，也只能这么安排。

他再心慈手软，也不可能纵其北归。

然而这一切，都决定了晋城之中被围困的守军以及民众，这时的抵抗意志要比大梁兵马以往所攻陷的任何一座敌军城池都要强烈、坚决得多，甚至全城老弱妇孺都将奋不顾身的参与到城池防御中去。

这种情形下，想强攻、速攻晋城，伤亡是难以估算的，最稳妥的办法就用重重叠叠的壕沟营寨，将晋城死死围困住，等到城中粮草断绝的那一天，城池也就不攻而陷了。

不过，乌素大石之前做了充分的准备，提前将大量的粮草收刮进晋城。

还有一个较为稳妥的办法，就是在晋城南面的山岭之中择地修造堰坝，蓄水冲击晋城。

晋城作为泽州的州治，城池坚固，同时地势比周边要高。

这决定了除了要在上游造坝蓄积足够的水量外，还要在晋城外围修造环堤，以确保大水冲下来后，能将晋城整个的浸泡在里面。

这将是一项旷日持久的大工程。

而一旦实施水攻，也注定城中的平民将伤亡惨烈，但不管怎么说，总比拿忠于大梁、为大梁立下赫赫战功的将卒性命去填，要好得多。

当然，要成功实施水攻，除了要将晋城军民死死围于城中外，还要确保其潞州守军无法南援。

同时还要保证南线的形势，不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

要不然的话，大梁兵马也只能含恨南撤。

当然，乌素大石也是在赌，他赌晋城城陷之前，楚军会出兵进攻淮西，那样的话，韩谦就将不得不从北线抽调大量的精锐战力南下，保住淮西这一根基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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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井之间，私议太后与梁主韩谦之事，陛下令严令禁之，要不然大楚体统何在？”

长信宫的议事大殿里，听着户部尚书黄惠祥“愤慨”的谏言，清阳美脸气得铁青。

雷成曾提醒过她，市井之间有人议论她与韩谦的旧谊，她起初也没有特别在意，以为宫禁与市井隔着两层高墙，只要宫里没有人乱嚼舌根，便无关紧要。

要不是张平今日亲自抓住，她还想不到有些人真是能见缝插针、无孔不入。

张平原本想着将那名在幼帝面前乱嚼舌根的宫侍拖出去杖毙掉，就能将这事掩饰过去，至少不会在宫里搞得沸沸扬扬，不至于在幼帝心里留下太深的阴影；他却不料将那名宫侍拖到崇禧宫东侧的班院行刑时，明成太后恰到好处的“撞”了过去，勒令内侍府将这名宫侍明正典刑。

以大楚律，私议宫闱处以“大不敬”之罪，这名宫侍也是难逃一死，但问题在于明成太后“无意”将事情捅开，便有黄惠祥此时疾声奏请幼帝下旨严禁市井街巷非议宫闱私隐。

明成太后、黄惠祥等人的用心良苦，张平以及沉默坐在御案之前的沈漾、杨恩他们心里自然清楚。

而从幼帝气得手脚都发抖擞的样子，也能知道他们用此计的效果是何等之好。

然而他们又能说什么？

难道他们这时候说散播消息者乃是有人居心叵测，年仅十四岁的幼帝就听能进去，就能平息胸臆间的怒火？

幼帝就像一头被撩拨到狂怒的幼狼，刚才怒气冲冲的冲进长信宫，将韩谦贺寿进献的计时钟砸了稀巴烂，长信太后都没能制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