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虞潭，沈哲子虽然接触不多，但也算颇有了解。察其所为，在乌程弁山山庄时，尽管在沈哲子咄咄逼人言辞逼迫下，左支右绌，屈于下风，但仍然几次挖坑，颇有锲而不舍的精神。由此可以看出，此公并非崇慕玄虚无为之辈，不甘于平淡、碌碌无为，有立事功的愿望和抱负。

既然如此，沈哲子就有把握说服虞潭，由其出任吴兴太守。如此一来，有两个好处。

第一可以化解虞氏与沈家的冲突，易地而治，缓解彼此矛盾的同时，沈家也有了钳制虞氏的手段，只有各自安分，才能彼此安好。

第二可以挑唆虞潭与严氏对立争锋，彼此关系紧张之下，虞潭要找盟友抗衡严氏，只能来求江东豪首的沈家。沈充想剿灭严氏，就算有大义之名，也是越境非分。但如果虞潭主动相请，情况则就大不相同。老爹有了插手的理由，而虞潭也会劝会稽人相助，如此才可尽起郡内之兵，夺回分散在会稽各家的军权。

当然，要达成这一切目的，最主要还是说动虞潭出任吴兴太守。所以，父子两人议定之后，便起个大早来到余姚，拜会赋闲在家大半年的虞潭。

余姚在会稽郡下十县中排名靠前，属于传统的吴越文化圈子，相传舜帝后裔封于此地而得名。可见武康姚氏待错了地方，离开祖宗封土，难怪要被沈家压得抬不起头。

虞家位于慈溪有大片田产，规模连片，蔚为壮观，比之沈家在武康的庄园田产还要可观。

只有身处时下，沈哲子才能理解后世史书对于一些士族子弟家世描写的春秋笔调。如果自己以后立传，则可以说，沈维周，父充少习兵书、豪武侠任，厚结乡里，不治产业，维周幼即贫困，家无余粮，即稍长，以货殖任事，取资家用，乡人称贤。

而纪友则更可怜，幼失怙恃，随于大父而活，未及弱冠，大父亦薨，茕茕孑立，不损其节。

不明就里的人看到这些传记，即便不掬一把同情泪，也要为其身世飘零、命途多舛而感慨几分。

远远的，沈哲子就看到虞家庄园内耸立一座木造高楼，这楼在整个会稽名声都极大，名为听潮楼。据说由此楼观景远眺，甚至可以看到几十里外的钱塘水潮。

沈家部曲停在虞氏庄园门外，而后便有人送上沈充名帖，门生入内禀告，过了大半刻钟才匆匆又回到门庭前，说道：“我家主人离家闲游，不在府内。家中无主事者接待使君，还望见谅。”

听到门生这话，沈充更加羞恼，几乎忍不住要下令砸破其家门。自己身为郡守主动来拜访治下之民，已是屈尊礼厚，虞家居然打算连门都不让进！就算虞潭不在家，虞家其他人都死光了吗？

沈哲子看到这一幕，心内也感慨，自己年少轻狂，去年把虞氏的脸打太狠，令其家至今耿耿于怀，连礼节都不顾，竟然将郡守长官拒之门外！但如果不是虞潭气势汹汹要拿沈家开刀，自己何苦要枉做坏人。如此做派，显得风度有缺。

话说回来，不是沈哲子看不起会稽士人，但其气量、格局狭小似乎是通病。眼前的虞氏如此，孔氏也没好到哪里去。苏峻之乱后，京畿凋零，朝廷欲任命会稽孔坦为丹阳尹，京畿首长，可谓重任委托。

然而孔坦当时就恼了：“先帝临终委托顾命辅政时轮不到我，现在时局艰难，想起来让我这个小臣顶在前面？这是把我当做砧板上的肉，由人宰割乱炖！”态度坚决，推辞不受。

或许正因为这样锱铢必较的风气，会稽士人越来越被排斥在中枢之外，政治上优势荡然无存，何守乡土？到了永和年间，会稽已经成为侨人大本营，至于本地士族，被压的更加抬不起头。

老爹评价他们“春日不置巢，寒冬抱木死”，实在是恰如其分。

但眼下自家要掌握会稽，又实在绕不开这些人。正因其鼠目寸光，若能将其纳入体系中来，才可没有肘腋之患。不像吴郡那些清望高门心思虽多，手段却无，诸多折腾自乱阵脚。

既然已经听从了沈哲子的建议，沈充便也不因一时荣辱而介怀，待心情舒缓片刻，才又让仆下传话道：“郡府中庶务众多，我能拨冗前来实属不易。若不能见到虞公，可谓抱憾而归。求访郡内贤者而不得见，徒令时人非我，我绝不能担此恶名！”

言外之意，如果不想彻底撕破脸，最好乖乖出来见一见。否则，我的面子不好看，你们虞家也别想好过！

等这消息再传进去，虞家很快便有人出来将父子俩接入门中，不敢再摆姿态。只是虞潭的确不在家中，但也很快有仆人急匆匆出门去寻找。

果然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好言求见不得入，非要逼人把话说的那么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