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保乃是台城内如今地位最为尊崇者，因而官署距离苑城也不远，紧挨着太极东堂。

新建成的太保官署是一座四方高阁，规制仅仅略逊于太极前殿，较之尚书台还要更高一些。周围错落有致分布着许多掾属办公的场所，自有高墙环绕，俨然一个独立的个体。

其实不独独只是东晋，中朝包括两汉时期，类似王导这种级别的重臣，独立性都是很高，并非仅仅只是依附于皇帝的应声虫，各自都有一套班底，共同治理天下。只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皇权日趋强势，渐渐的宰辅之臣在皇权面前也就没有了原本所具有的制约之能，乃至于沦落为奴仆一样的存在。

沈哲子他们到来的时候，王导正在与几名属下掾属商讨事情。如今台城内三个实权的大佬，虞潭只是专注于军务一项，只打理护军府事宜。而尚书台分权太过，诸多分曹交错理事，职事之间颇多重合。温峤也谈不上专门负责哪一方面，更多的还是居中协调。

相对而言，王导的责任便重要得多，他以太保而主政台城，本身又担任司徒。而司徒某种程度上来说，便兼具丞相的一部分职责。除此之外，他还担任着扬州刺史，可以说从中枢到地方上的事务都系于一身。

看到沈哲子入内，王导倒也没有刻意的冷落，暂停议事，让人将沈哲子安排去一个侧室，过了一会儿才匆匆行来，望着沈哲子微微一笑，神情也谈不上亲近或疏远，只是说道：“台内事务繁多，亟待贤能任事，驸马能够勉为其难，也是让人心振奋的好事。”

沈哲子连忙起身下拜道：“太保此誉实在让晚辈惶恐，征诏早达，只是生性疏懒，拖延至今才应诏入拜，实在惭愧。”

“居野未必无劳，居内也不乏懒政，倒也无须一概而论。”

王导讲到这里，语气略有复杂，深深望了沈哲子一眼。身为如今台城内的主政者，他对沈哲子怎么可能没有怨言，只是以他的身份再絮言此事，终究有些欠缺仪度雅量。

沈哲子自然听得出王导弦外之音，自己在野这段时间何至于是无劳，简直就是比三公还要忙碌一些，也无怪王导言有讽意，在这方面他确实有些理亏，一时间不好作答，只是讪笑回应。

王导见沈哲子此态，心内也不乏感慨。

他对于这个年轻人的感官实在有些复杂，首先对其能力不乏欣赏，别的不说，单单如今这个台城焕然一新的局面，便可以说是这个年轻人一力促成。本身既有经营的能力，早先又是军功卓著，这样的人才不要说是在眼下的江东，哪怕是在中朝时，单纯以能力而论，都算得上是拔于人前，少有比肩。

哪怕是王导自己，都不得不承认，沈哲子所做的这些事情，换了自己做也未必能够做得更好，甚至有可能还要略逊。

另一方面便是缺点与优点一样明显，自恃其能，把持众心，而且所谋每能让人心旌摇曳，难作自持。这对个人来说或许是件好事，但是对于世道而言，尤其是对于江东这个残破局面，实在是好坏难断。

王导向来秉承一动不如一静，一方面是因其性格使然，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世道实在已经承受不住太大的动荡。今世之局，乃是古来未有，夷狄肆虐于华夏，王业却要苟存于一隅。王导承认他并没有太大的进取之能，所以也是全心全意只求能够维持局面不至于变得更坏。

所以沈哲子这样的人，跟王导在本质上就是有所区别。王导虽然承认其能力，但却并不认可其做事的风格，或许早先屡有建树，但并不意味着一直都能剑走偏锋而有所斩获，江东这个局面实在太脆弱，底蕴也要远逊于中原，一次失败就有可能造成全局的崩盘。

这样的教训不是没有，江东至今都没能走出苏峻之乱的阴霾。而以王导观察沈哲子所得，这个年轻人行事较之庾亮还要更加激进。

一个人有能力是好事，但如果自恃其能而不加节制的自逞其能，那么能力越强，便可能给世道造成越大的伤害。

所以，对于沈哲子这个人，王导如今已经从最初的欣赏渐渐转为有些失望，乃至于隐有提防。如果有可能的话，他真的希望能够将其禁锢永身，这样的人越居高位，对世道的危害便越大。可是他也知道这个想法从目前来看已经不太现实，哪怕他能把持住中枢，但却防不住地方，勉强为之，只能加剧时局的分裂。

尽管对沈哲子有所不满，但又不得不接受对方活跃于时局内的事实，所以王导也是希望能够凭借自己的影响，让这个年轻人能够暂敛锋芒，最起码不要做太多时局能够承受之外的举动。之所以有这个想法，也是因为沈哲子早先在收复京畿的时候，不乏有维稳时局的努力，可见这个年轻人是有大局观的，最起码不想一般吴人那样只求专据一地。

“江应元那一篇《徙戎论》，过江来我也多与同侪论起，但是感慨之余，更多是有感于时弊积深，虽有良药，未可猛除。这大概也是时局的悲哀，未可轻罪一人。”

沉吟少顷之后，王导还是决定就近来哗噪之事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沈哲子听到这话，心内却是不乏冷笑。他对于王导其实是不乏敬重的，因为其人对于时局的贡献确是有目共睹，并不能一言抹杀。但是王导的局限性也是很明显，良好的家世给他提供了强大的资本，但是也给他施加了很大的限制。

譬如江统的《徙戎论》，确实是将问题想的过于简单，提出的方案也趋于理想化，实际的实施性并不高。但是最起码提出了一个致命的问题以及可怕的前景，单单这一点便已经足够引起当权者的重视。

但是并没有，无论是当时执政的贾后，抑或取而代之的赵王司马伦，乃至于东海王司马越和王衍的搭档，他们更多的是关心自己利益的得失，甚至是不加限制的让胡人武装自己，作为他们争权夺势的筹码。这群人的昏聩和短视，是注定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哪怕王导不愿意承认，事实就是事实！

不过时势自有公论，沈哲子也没必要在王导面前据理力争、针锋相对，闻言后仍是如在温峤面前一样的说辞：“这件事我要对太保道歉，所为实在是欠于考虑，并没有想到居然会对时人造成这样的影响。其实对于江公《徙戎论》，晚辈也并非完全认可，因而有所删减、选录而登。羯奴势成，确非一人之罪，也非一时之患。执一而论，确是有欠公允。”

听到沈哲子这么表态，王导面色稍霁，他最忧虑的其实还不是眼下的物议沸腾，而是由这一桩事所显露出来沈园摘星楼对于舆论的导向作用。可是经此一事，台中如果再针对摘星楼有所举动，针对性不免过于明显，由此也会激发出更多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