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要是多来几下，我皇明可就文风大胜以往百倍，额，万倍不止了…..

这不就是儒家鼎盛、治世大成的征兆嘛？

哎呀，这散发着酸臭之味的上海商市，也不那么刺鼻了嘛……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黄宗羲率先大声道：“他怎么可能写出如此大作，这可是我辈儒生追求了2000多年的大道啊，岂是他一个昏聩的帝王能参透的？”

顾绛也是脸色铁青，只是默不作声，又和依旧稍微有点冷静的黄宗羲对视一眼后，两人同时用同情的眼光看着小正太道：

“你小子莫不是被那昏君和他那手下那帮法贼给洗脑了吧？”顾绛紧接着又道：

“怪不得你小子从金陵开始，就讲了这昏君那么多好话……”

“看来你们还是不能接受这个现实啊”小正太一脸无辜地耸耸肩：“如果你信你们可以向玄扈先生求证…..”

这下两人也不得不重新考虑了，因为在他们看来徐光启那样的大儒是不会骗自己这些后辈的。

这也难怪他们惊诧了，因为《格物论》的出现，一下子就解决了儒家求道的关键性问题――工具。

儒学对古代中国人的影响，绝不限于考试做官那么简单。因为儒学不仅仅是一套政治理想，它同时也包含了对于宇宙、自然、万物的思考和认知。

在后世被批倒批臭的朱程理学之所以会在宋朝兴盛起来，归根结底就是完善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在吸取了释道二教的养分后，对儒家所欠缺的宇宙观、世界观进行了弥补。

形成了以天理为宇宙万物之源和为伦理纲常之源的思想体系，为儒家的政治哲学披上了天理的神圣外衣，将“存天理，去人欲”变成天人合一而成圣的方法。

在宋朝，这种以天人合一为基础，将政治哲学神圣化，将儒学名教化的做法，让儒学在和释、道二教的斗争中占据了上风。

但是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因为始终无法通过推究事物的道理（格物），以达到进一步认识真理（致知）的目的，使得理学无法发展出自己的自然哲学，而逐步陷入僵化和保守，成为了一种禁锢思想，约束君主和士大夫行为的“礼法之学”。

而被这种“礼法之学”所约束的，不仅是君主和士大夫，也有广大劳动人民。

被封建礼教约束起来的劳动人民，一味的要去除人欲，自然也不再具有创新精神了，甚至连抄袭西方的奇技淫巧都显得太人欲了。

当然了，就算劳动人民有创新精神也没什么大用，因为理学没有办法形成自己的自然哲学体系。

虽然很早就提出了“格物致知”这个目标，但是始终处于“无法格，不得知”的困境当中提出“格物致知”容易，但是要提出“格物致知”的方法就难了反正从宋朝格到现在，都五百多年了，也没有形成什么突破。

这就是没有真正入门啊！

而在理学陷入死胡同的同时，王阳明的心学就应运而生了。心学其实也不知道怎么“格物”，正因为不知道怎么“格物”，所以才发现了批判朱子之学的切入点。

所以心学就通过破坏理学陷入保守和僵化的体系发展壮大。但是在破坏之后，也只能拿出“致良知”、“心即理”、“心本论”、“知心一”这些东西，归根结底还是怎么成圣贤，而不是怎么建立一套追寻真理的体系。

如果说“心学”比“理学”有什么进步，那就是条条框框少了，方便以“心有良知”的人们去抄西方的自然哲学思想。

但是“理学”的影响始终存在，而“心学”又容易陷入虚无，谈空说玄，引儒入禅在砸碎了“理学”的框框后，心学抄什么也不受控制啊！心即理嘛，想到什么就抄什么呗。

所以到了明末，心学其实已经衰微，一部分人入禅、入玄；一部分则学习西方入了基督教；还有一部分提出什么“慎独”，也是道德修行的路数只能说是一片混乱。

在这种情况下，理学又有了复兴的苗头！

如果朱大昏君想要大开金手指去造蒸汽机什么的，是不是需要用到逻辑思维，用到实证试错，用到科学方法这些严谨的西方自然哲学思想呢？

也正是如此，他不仅给了徐光启和帝国大学一个“热水壶”的启示，还在不久后，又给了徐光启一套“工具”――《格物论》。

如果不用，靠天人合一、天理人欲、致良知，靠人能慎独便为天地完人的这些套路能行吗？

或者，干脆不涉及哲学、科学，就靠手工工匠强行发展？那又要怎么个强行法？

朱大昏君前世好歹也是正经硕士出身，虽然是文科……但还是有不少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方面的知识，却足够这个时代用了……

这些知识大多是理论，而且因为多年不用，许多已经模糊不清。即便拿出来也是零零碎碎的，在完全没有自然哲学体系的情况下，靠一群文盲工匠要怎么消化？

怎么吸收？怎么强行？

给出个蒸汽机的原理，再狠砸个几万两白银，再给下面的工匠和帝国大学的老师学生们一个杀头的期限。

哦，对了，还得把他们圈起来，免得他们去求助西方传教士这样蛮干能够成功？又或者，不杀头，完不成就打板子？

反正朱大昏君是不相信的，所以他开金手指，攀科技树的办法很笨，就是从基础开始，引入逻辑学、辩证法、实证主义、科学方法这一类的东西，将它们引入儒家，作为儒家格物致知的工具和方法。

在他看来，按部就班的发展，才是真正的捷径，而想要抄捷径走近路，往往会在不知不觉间绕了远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