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搅扰的天下大变的两次北伐之后，

取代了昔日江南四路行司的格局，被称为北地五留后的全新格局之下，几乎每家背后都有相应的利益团体和作为根基的地域背景，比如关内留后高宠身后安南商团，和山东留后颜铁山背后的西蜀商会，或者又是淮镇背后的婆罗洲夷洲背景的海贸联合。

这一次他们不惜收括了老底子，组织了一大支船队劳师远来，又在事先出钱出力出人的付出不菲代价来铺路，就是为了能够有限的介入和参与到，淮镇所新征拓的格局当中去，

而他们能够打出来的，主要还是饶州陈氏，或者说是哪位镇帅的义姐陈夫人的旗号。

因为，作为东进派中北人党最主要的金主兼派系之一，他们所代表的浙系势力，正所谓是内外交困而江河日下的局面，已经到了不得有所改变，或者说谋取后路的地步了；

一方面因为以陈夫人为首的京中势力和游说团体，因为与那位被叛党裹挟出走在天南另立朝廷的天子，各种关系密切而无法彻底切割的缘故，

因此，朝廷光复之后虽然因为宁总管的缘故，不至于受到清算和追索其责，但在新任大相国所掌握的朝堂格局之中，也不可免********而影响力日渐消退。

更别说另一方面，作为昔日东南行司基础和根本之地的两浙境内，几乎沦为了大云贼肆虐的乐土，而只剩下一些沿海的望要大邑在苦苦支撑。可以说是无论是陆地上的商路还是作为财计，物产的来源，都已经断绝失了大多数。

因此，在这种迫在眉睫的，无论是浙西的豪族，还是浙东的财阀，都不得不捐弃前嫌而携手起来，且做那抱团取暖之举。以努力摆脱将来失去了渠道和来源而只能坐吃山空的可悲命运。

虽然，内地还有宁总管的下辖可以关照和支应一二，但是这些内陆地方饱经战患之后，能够提供的资源和物力已经是相当匮乏和有限了，更兼民穷地弊，人口有限，反而还需要后方的额外输供和扶持，才能面前维持驻军的日常所需，而不至于沦为流逞残民之师。

因此在穷极思变之下，他们不免对于格局相对稳定得多，又在北方开拓了诸多海外飞地的淮镇，开始寄予了各种厚望和企图了。至少得益于昔日的渊源和长期往来的交情，作为罗氏大宅传统关系户和盟友的他们，在淮镇境内其实不无基础，甚至还破格被允许置办了一些产业。

既有这么一层关系和先手在，自然就要打蛇随棍上的彻底和充分的利用起来了。而原本需要避嫌而低调避居在家的陈夫人，也被重新请了出来，勉为其难的捎上书封书信做引子，又奉献了一大笔淮镇所需的物资算是敲门砖，这才恰巧和刚好的赶上了淮军北征辽地，以及善后处置的些许东风。

虽然作为外来者，无法参与到那些淮镇掌握和管控的大宗民生商品和特殊资源的经营当中去，但是哪怕是对其不大看得上的一些次要产业和行当，进行拾遗补缺式的捡漏，或是在一些比较高端的奢侈品和特产经营上，相比同为竞争对手的其他外来势力还是大有可为之处的。

再者，就是乘着昔日一手遮天的东海社，就此势力大幅消退的机缘，及时填补上东海各地所留下的空白，乃至直接建立直达北地的渠道，而不用再像过往一般多层面的受制或是假手于人了。

光是从利润和成本上的一进一退，就足以让这些商会名下许多萧条凋敝的产业，重新焕发出生机和活力来。更不要说掌握了渠道之后的种种好处。虽然不敢和淮镇主导的源头和上游较劲，但能够掌握下游的分销权也是极大的裨益。

此外，，他们这一次前来，除了乘着形势开辟一番北地的新市场和渠道的同时，也未尝没有在国朝暂且不能指望的情况下，借外力乞师于淮镇的意图。哪怕些许稍微的借兵，将沿海那些尚未沦陷却不免人心浮动的城邑，给暂且巩固和稳住了也好啊。

因此在诸班事物都有求于人的情况下，姿态能够放得多低就有多低。或者说是对淮镇提出的要求和建议，各种竭尽所能而有求必应的单向蜜月时期。

比如作为淮军输供物资兼免费提供运力的添头，他们甚至从两浙的地盘内，自费募集和捎带来了许许多多的民户，而且大都是正当壮年的男女，又有相当比例来自岭外活不下去，或又是失业的匠人和资深农人，其中甚至不乏来自一些昔日官办、军造的编列人等。

至于国朝有关方面的禁令和管制，那又是什么东西，能够大的过他们存亡的切身利害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