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主簿走了之后，康县令又跟萧家鼎寒暄几句，问了一下住处生活之类事情，然后就坐到几案后面开始办公，萧家鼎也回到自己的书房，在坐榻上坐下。

几案上放着几叠刑房送来的判词，都是还没有处理的。萧家鼎不急于审核，他问书童文砚：“你也姓文，跟文主簿一个姓，很巧啊。”

文砚颇有几分得意道：“文主簿是我堂叔公。”

“哦？”萧家鼎好生看了他几眼，文主簿的一个亲戚被安排在县令身边，基本上可以理解为文主簿的耳目了。这样的安排，也不知道是出于文主簿还是康县令。

他对文砚道：“你把康县令已经签发的判词找来给我看看。”

开始处理文稿之前，他要先摸摸情况，把情况搞清楚之后再动手，毕竟这是一千多年前的衙门，又是公检法司会于一体的古代衙门，办公程序肯定跟现代社会不一样，很多东西在书本上是学不到的，得先搞清楚。最好的办法就是看看人家是怎么做的。

文砚道：“几案右边的那几份，就是县令已经批示好了的，还没来得及送刑房，我正准备送去呢。”

“那就先不着急，我先看看，学习学习。”

他拿起来看了看，这几份判词（判决书）都是刑房草拟判词后报县令的执衣，执衣审核同意刑房意见，报送康县令批示同意照此下判的。也就是已经签发了但还没有交付执行的生效判决书。

他看了第一份，就感觉自己头大了。这判词是这样的：

刘三窃钱市衣以与父。父曰：“邑长如是。”使旨县首。刘三往。长问之，具以父言。长以衣赐其父。钱主告长纵盗。——尽敬事亲，居致其乐，永锡尔类，将为色难。刘也无良，敛怨为德。杀牲之养，犹曰不仁；窃人之财，谁谓其孝？动生悔吝，行乏义方，惟彼循良，是称邑长。饮冰壶以从政，播清风而成俗。用既戒恶，观过知仁。将顺彩衣之欢，以原丹笔之罪。虽聚蒲恶子，难以法宽；而偃草小人，或期化理。谅从权而适道，岂抚俗以随时？钱主薄言，诚称纵盗；宰君善政，可谓胜残。于予何诛，将子无怒。

这份草拟的判决意见，案情写的非常的简单，根本没有引用相关证据和刑律法条，通篇都是点评，而且引用了多个典故名言，有的用典和引用的古人文章很生僻，他根本不知道，所以看得一头雾水。

他学法制史知道，唐朝时候的判词，流行的是一种骈体文，非常注意用典，几乎每句都有典，用词的华丽、古雅，讲究对仗，也就是说，更多注意的是判词的文学性。但是，这样一来，对案件本身的叙述，事情的认定，证据的分析，法条的诠释，由于这种文风的限制，都不能详细地进行叙述了。结果就是判词很优美，但是抓不到要点，搞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判，甚至对案情本身都叙述不全。

这种做法很快就显示出了它的严重缺陷，所以到了唐朝中后期，便已经出现了散判，也就是不讲究文体对仗，注重了对事情和法律的分析，语言也尽可能的通俗易懂。到了五代十国特别是宋朝之后，骈体文的判词已经彻底放弃，而都是散判了。

现在还算是初唐向中唐过渡期，已经出现了这样改革的苗头，萧家鼎决定自己将这种改革提前，率先改变这种做法，这是在审案子，不是在做文章，应该一切以查清案情，准确定罪量刑为原则。

萧家鼎并没有急着向县令提出自己的想法，他想集中一些问题一并提出更好，所以继续翻看草拟的判词。

其中有一份是民事侵权的，两个村民的牛马在野外放牧时，牛马打起架来了，结果牛用牛角捅死了那匹马，马的主人要求赔偿马的卖价损失。牛的主人说是牛马私自相斗，他当时不在场不知道，又不是他故意放牛去顶那马的，不同意赔偿。

康县令已经签发的这份判词的判决结果是，让马的主人先卖掉马肉，然后扣除这卖马肉的钱之后，与马的售价间的差额，由牛的主人赔偿。也就是所为的“减价”，即减少的损失。

萧家鼎看完立即发现，这个生效案子判决，按照唐朝法律明显是错误的！

当然，这个判决如果放在现代，是完全符合侵权行为法的规定的，因为动物致人损失民法规定是一种无过错责任，即使动物的主人没有过错，也要赔偿对方的损失。这个损失限于直接损失。可是，放在唐朝，这种判决就不对了，《永徽律》有明文规定：“诸犬自杀、伤他人畜产者，犬主偿其减价。馀畜自相杀、伤者，偿减价之半。”也就是说，如果是一家的动物攻击另一家的动物，致其死伤的，要全额赔偿实际损失，即扣除剩余价值之后的部分，也就是所谓“减价”，但如果是两家的动物相互厮打，造成其中一家动物死伤的，只赔偿损失的一半。这一点跟现代民法有很大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