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已经发出了调兵令，可庆桂还是觉得打牲乌拉那边的兵力不够，他昨天下午又写了份加急奏折，同时动用经略大学士印信和钦差关防，从哲里木盟调三千喀尔喀骑兵支援打牲乌拉。

“大帅，时辰不早了，先休息吧？”一旁的幕僚的双眼也是满布血丝，他看向庆桂关切的劝其休息。

庆桂额前眉心的皱纹聚在一处，微微摇了摇头。

那幕僚道：“大帅可是担心拉发河那里？”

庆桂将马灯放在一旁桌案上，用略带嘶哑的嗓音道：“若只论血勇，那些北海兵哪是我八旗将士之敌。可赵新此人诡计多端，仗着手中火炮犀利，屡次得逞。难啊！”

去年宁古塔一战，庆桂这边来不及反应，战斗就已经结束。虽然知道北海军火力强大，可他还是免不了对明亮有所腹诽。

然而到了今天，他终于体会到了明亮战败后的心情。庆桂突然想起数月之前他去狱中探望明亮时，对方曾流着泪对他说的话：

“树斋公！不是我明寅斋长敌志气。下官今天冒着杀头的风险，跟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若是朝廷不以举国之力剿平赵逆，若是他赵新不出自毁之举，不出十年，我大清江山恐将危矣！”

富察明亮那是什么人？虽然他在仕途上数度起落，可从乾隆三十三年打缅甸开始，大大小小的仗打了无数,每战无不是冒险攻坚,其军事才能无人质疑，甚至连乾隆对他也是青眼有加。

可是兴举国之力？别人不知道，做过兵部尚书的庆桂却是心里雪亮。如今的天下已不同于乾隆四十年之前，别说北海镇了,就是其他各处动荡,无不是以倾朝之力才得以平息。

时至今日，敢于拼死作战的八旗部队就剩了天山旗营和京营,那是死一个少一个。由于乾隆对汉人始终有所提防,再加上关外之地又是龙兴之地”

“多事！快去！”

戈什哈领命下去后，没过一会，蹬蹬磴的脚步声从门外传来。庆桂此时已经屏退了幕僚和手下,一个人坐在屋内的太师椅上,一动不动。

等戈什哈带着人走进屋内，庆桂这才注意到那位声称是他“故人”的家伙走路一瘸一拐的,外罩一件有些破烂的棉衣，头上带着獾皮帽子，脸上有几道血痕,右手似乎还受了伤，缠着块布。

当他看清了那人的面孔，回忆了一下，不禁一怔，脱口道：“是你？！”

对面那人面带微笑，却不说话，却冲庆桂使了个眼色。庆桂会意，便让戈什哈退下，并叮嘱把手住二门，不许任何人进来。

等戈什哈走远，听不到脚步声，那人这才打了个千，躬身道：“拜唐阿珠尼色，参见大帅！”

“快快请起。这块牙牌还请阁下收好。”庆桂目视桌案上的那块象牙牌,却是再也不想去碰。

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在那块牙牌上,从上到下、从左往右用满文清晰的阴刻着“尚虞备用处”。

说起这个机构,还有一个名字就是“粘竿处”，后世的演绎里将其称为“血滴子”。

实际上，尚虞备用处从康熙时期就已经存在。一开始的目的是从八旗勋贵子弟中挑选身手敏捷、办事灵活的人，负责皇帝巡狩时扶舆、擎盖和沾雀捕鱼之类的事。这些年轻人通过这些日常杂务的的历练，然后便可跻身为皇帝的侍卫。

作为皇帝的贴身工作人员，尚虞备用处自然就成了皇帝了解外界信息的耳目之一。不过在康熙时代他们的作用并不大，主要是汇报一些街巷市井风闻。

从顺治时代起，皇帝主管的秘密机构其实是通政司和銮仪卫；比如著名的江南三织造，就是康熙派驻江南的耳目。

尚虞备用处真正为后世所熟知还是从雍正继位以后，一直到嘉庆时期才取消了其秘密机构的功能。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和珅早期正是出自于这个机构并逐步负责掌控，而这是作为皇帝的嘉庆所决不能容忍的。

说句题外话吧。在赵新所在的另一时空里，某些清粉也好还是什么粉也罢，居然炮制出乾隆把粘竿处卫士派往欧洲的故事。说什么英国工业革命之类的清廷全都门清，由此印证马尔嘎尼访华时，福康安对欧洲的军事技术不屑一顾。

然而在这种说法里，那所谓的“满文档案”到底是哪年哪月哪一份？翻译者何人？如此重要的历史资料为什么没有出论文？

连国家档案馆都没有的资料，就算是对1840不甘心，咱也不能胡诌吧！

事实上，乾隆了解欧洲的主要渠道跟康熙一样，都是耶稣会的传教士。听他们讲述是一方面，查阅传教士们与欧洲家乡的往来信件才是获得欧洲信息的最大来源。

还记得那位被乾隆派去仿造北海镇步枪的汪达洪和巴茂真吗？这些传教士一旦进入造办处工作，这辈子都回不去了。他们唯一能和欧洲联系获得最新消息的方式，就只能是书信。

就职于清宫造办处的汪达洪曾在给欧洲友人的信里提及，理藩院那边每次都要把他寄出的信拆开检查，确认没有泄露任何宫廷机密才允许寄出。

寄出去的要拆开查，寄进来的自然也要查。别忘了，满清早中期是禁止天主教进入内陆传教的。万一造办处的传教士和澳门那边有所勾连，问题就麻烦了。

乾隆十二年，多明我会修士白多禄因为从澳门乔装私自进入福建传教，被乾隆下令斩首于福州西门外。到了乾隆十三年，另外四名先后被捕的西班牙修士施方济、华雅敬、德方济，及费若望，也被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