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这闽粤浙三省，又有一事与内陆各省不同，这东南三省，从来便是疍户、堕户、九姓渔户聚居之处，这些人几百年来，都隶属于贱籍，国朝虽然已经开良贱之禁，可这数百年来根深蒂固的偏见，却始终不能消散。其实很多务农行商之人，也并非不愿帮助朝廷，可在他们心中，从来良贱有别，他们也根本不会去关注这些贱籍之后，而眼下无论海上之贼，还是陆上之盗，却大多与这些贱籍之后有关系。所以要想根治贼盗，根本之策在于安民，而安民的关键，又在于这些贱籍之后。所以伯元，我倒是想着，不如我们现在就看看，这浙江省有什么对贱籍之后特别不利的陋规，若能废去一二，说不定那绍兴务百业的堕户、钱塘江上操船的九姓渔户，就会有人感激你这番恩德，前来相助于你呢？”

孙星衍所言疍户，是闽粤一带依船为生的渔民，堕户则是绍兴、宁波一带从事各种民间杂业（如红白事、剃头、奏乐等）之人，而九姓渔户则是浙江各水道间的渔民。这些人在明代因职业不同于士农工商四民，又或曾与明军对抗之故，被列为低人一等的“贱籍”，直到清雍正年间，“贱籍”方才逐渐取消。即便如此，“贱籍”之后依然数代不能应举，在民间和其他农民、商人也多有隔阂。尤其是清中叶之后，由于人口渐多，土地不敷使用，很多务农之人更加歧视“贱籍”之后，生怕他们前来争夺生计。对于这些事，阮元自然也有耳闻，不过他毕竟世代耕读，对于“贱籍”并没有多深的感受。

“渊如兄之言，确实有理，也是根本之策。只是……”阮元一边说着，却不禁叹道：“只是各位也都看见了，这些贼人已经把火药放在了我抚院之内，若是不能极早根除，只怕不久之后，便又会有人作乱。治本是长策，可这治标之事，却也只能尽快去办了。若是不能尽快找到贼人巢穴，将他们擒拿归案，这治本之策，我却担心根本行不下去啊？”

“伯元，你说的这些事，眼下正好就有一人能办，你却怎么记不得了？”就在这时，一个洪亮且熟悉的声音，忽然传入阮元耳畔，接着一个人影走得近前，仔细看时，却是杨吉。只见他看着阮元，颇有些自信的笑道：“伯元，方才之事，我可都听到了，你想找个与民间百姓走得近的人，去查探贼人情报，却说自己不认识这种人。你怎的把我忘了？我平日在杭州，和这些百姓最说得来话，你这时不让我去，却在这里尽说些没用的做什么？”

“杨吉你疯了？！”阮元听着他这些话，却根本不相信这些都是杨吉说出来的：“你平日尽在我府中生活，却如何去和那些百姓说话？你又没当过兵，刺探过敌情，就这样去查探情报，你能查到什么？若是你什么都打听不到，反倒被贼人识了出来，你命都保不住！”阮元毕竟和杨吉已经共同生活十六年，这时又怎能甘愿他前去冒险？是以立刻出言相驳，希望他回心转意。

“伯元，这样说你可就说错了。你说的这些，我不仅有经验，而且若是办起来，可不会比那些当兵的差呢。”没想到杨吉对这些事似乎早有预料，笑道：“你们方才的话，我也都听到了。你们缺的那个人，不就是我吗？你们开始说，需要在百姓里找到熟悉贼人情报之人，百姓里有没有这号人我不知道，可我在杭州这三年，大街小巷哪个我没去过？和那些百姓，我有什么不敢谈的？从来我到了他们人堆里，都只像个普通人一样，你若不信，你去大街上看看，我在那里面，你要如何认得出？你们说这里有些什么‘贱籍’，平日被人看不起的，我虽不清楚，可我也是苗寨出来的，你们这里的人，又哪里把苗寨当回事了？所以我和他们，正好是一样的人才对。还有，你说只有当过兵的人才能去查探敌情，我虽然没当过兵，可你忘了，我爹可在你爷爷军营里当过几年差呢。当兵的那些基本功夫，我爹也教过我一些，你又担心什么？所以你看看，你眼下认识的人里，还有比我更合适去打探情报的人吗？”

阮元听着杨吉言语，倒是确实有几分道理，可放他出去独自办事，总是有些不放心，又道：“杨吉，你这番道理，所来倒是有理，可你若是出去，能做什么？和那些百姓说话是一回事，和他们做事，那是另一回事，就比如钱塘江上划船的那些人，你要和他们在一起生活，过得像个船夫，他们才会相信你。这些你能做到吗？还有，若是你遇到贼人，你打得过他们吗？”

杨吉却依然从容，笑道：“伯元，这可又是你小看我了，你说做船夫，那无非就是两件事要做好，一是操船，二是游泳了。可这两件事，我都会啊？我来浙江之后，就一直在学游泳，现在不说能在水下待一炷香的时间，半炷香也够了。至于操船，这浙江水道，我陪你走得还少么，平日我闲来无事，便向那些船夫学习操船之术，你现在让我临时做几天船夫，那一点都没问题啊？至于你说贼盗劫人，我手中也没有多少银钱，又不是经商的，外人看来，只是个船夫，他们劫我干什么？所以伯元，这件事你大可放心让我前去，若是你还担心，我这就立个约，七日之内，我必回来，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