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 id="center_tip"><b>最新网址：www.</b>一西求法译经称敦煌菩萨

竺法护，原名竺昙摩罗刹，意译竺法护。他的祖先是西域月支国人，所以姓支。世世代代侨居敦煌郡。

法护八岁出家，拜外国高僧竺高座为师，因为从老师的姓，因此又姓竺。

法护自幼聪明好学，博文强记。每天诵经达万言之多，并且过目可解。又是因法护天美守清苦，立志勤学，坚持到万里之外去寻找名师。因此，他能博览儒家六经。钻研佛教经三藏典籍，游刃有余，独获心得，尽管当时社会上的僧俗，对他的看法，褒贬不一，毁誉参半，但护法未尝把这些放在心上，仍专心至志，参佛自修。

西晋武帝时，洛阳的寺庙图像，建筑绘画的程度，为全国第一。法护认为这是佛教的表面文章，而真正的佛教内蕴，深奥的经典《方等》，都还在西域岭以外。法护于是感慨之余，立下宏愿，愿以毕生投入弘扬之中。便随师傅万里跋涉到了西域，决心在佛教嫡传的国度里，寻法觅经。

法护在西域各国，周游多年，通晓了三十六种语言文字，搜集到各种殷本的佛典，比较对刊，分析条贯，字词音义，全部释解。之后，将所有梵经，载回中国。从敦煌到长安的里程中，沿路翻译，从不停手。到长安后，继续翻译，其中有《贤劫》、《正法华》、《光赞》等一百六十五部，统统译出，成为法护终身的弘佛扬法事业。

法护的译经活动，主要在长安，其次在洛阳和敦煌，酒泉。他孜孜不倦，劳不告苦，经法能在中华流传，全赖法护了。两晋译经之最，首看法护。

晋武帝太康十年四月八法护到洛阳白马寺译出了《宝结经》二卷。

元康元年四月九法护在白马寺译出了《勇伏定经》二卷，聂承远笔录。

四月十三法护在白马寺译出《度世品经》六卷。

七月七ri至八月十三法护又译出了《大哀经》七卷，聂承远、聂道真笔录，后法护亲自覆校。

十二月二十五法护又译出了《如来兴显经》四卷。

短短的三年时间，竺法护在洛阳白马寺译经之多，速度之快，效率之高，都十分惊人的，这些经典的译出与传播，扩大了佛教经典的内容，纠正了过去翻译的不足，成为可读的佛教范本，影响巨大。

竺法护于太康七年八月十ri在长安主译出《正法华经》十卷。立刻传到全国。永熙元年八月，沙门康那律于洛阳写此经完毕，与居士张季博，董景玄、刘长武、长文等，手执经本到白马寺当面与竺法护“口校古训，讲出深义”九月十四洛阳东牛寺中召开施主大会，讲诵此经，整整一天一夜，兴高采烈，无不感到欢欣。

洛阳僧众和居士，之所以对竺法护译讲的《正法华经》感到这么大的兴趣，是因为他有三个特点：首先，把大乘佛教的理论形象化，其次是人人可以成佛，第三，塑造出观世音菩萨的形象。正因为竺法护译经最多，拓展了佛教向社会底层的普及，所以，被当时的信徒誉为“敦煌菩萨”。中国佛教徒能称得上菩萨的就只有竺法护一人。

二译大乘五部选助手高足

竺法护，所译的佛教经典，以种类齐全，影响广泛、深远而著称于世。大乘佛典有般若，宝积、大积、华严和涅盘五大部，竺法护对这五大部都有翻译，般若部有《光赞般若经》，宝积部有《善门经》、《密迹经》、《离垢施女经》，大集部有《宝女经》，《宝结经》《大哀经》，华严部有《渐备一切经》、《度世品经》、《如来兴显经》，涅盘部有《方等泥洹经些经典的译出，对两晋佛教的推动和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著名佛学家慧观、僧睿、支愍度、支道林、道安等，都曾化费毕生来注疏、讲论。道安得到法护译的《光赞般若经获至宝，极力钻研，著有《光赞析中解》、《光赞妙解放光光赞略解大力宣讲阐发。十六国时的昙影，也以善讲《光赞般若经法华经》闻名当世。史载他“每法轮一转，辄道俗千数”。

竺法护的译文风格，前后不一，有的文字流畅，含义名晰，有的古拙含混，晦涩难解，有的“言准天竺，事不加饰”，有的则刚繁去重，“比辞雅便”。这可能与他的译地不定，笔录者的水平不同有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