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法护尽管在译文的风格上有所不同，但他在长安、洛阳、敦煌等地组成的译经班子，都是比较的，参与译经的助手们都有一定的文字水平，长安的译经助手有居士聂承远，张仕明、张仲政等人。聂承远是最得力的助手，“明练有才理，笃志法务”，他帮助法护担任笔受，参政辞义，整理成文，促成译经进程，既迅速又有效率。

在洛阳的译经班子，是以聂承远的儿子聂道真为主，聂承远为协助，多数情况下，是聂道真独自笔受。聂道真同他的父亲一样既懂梵语又善文辞，有时父子同时担任笔受。法护死后，聂道真曾独自译经，还把法护所译经典编成目录传世。

法护的敦煌译经助手以竺法乘为首，在酒泉的译经助手以竺法首为首笔录。法承与法首都是法护的弟子，而法承最有名，他少年时拜法护为师，当时以机智颖悟著称，据说，法护在长安时，有一富家族长想皈依佛门，但不知法护的佛法情况，想予以试探。一天，这家族长来找法护，说是家有急事急需二十万钱，请法护老师转借一下定还，当时十三岁的法乘随法护在身边，听那人讲话后，未等老师开口，便对那人说：“尊师愿借钱给你，”那人高兴的走了。法乘对老师说：“我察言观人并非缺钱，主要是以此来考验老师罢了。”法护说：“你说的很对。早，那人便带领他的同宗百十余人来拜师受戒，特提出昨天的事表示歉意。此事很快传到长安，都知道法护跟前有一个机灵的小沙弥。后法乘在敦煌立寺收徒传教，影响极大。

竺法护是著名的佛学翻译家，他有很多僧俗弟子，其中之一叫竺法行的，在洛阳名声很高，当时人把他比作乐令。天竺沙门耆域从海路到洛阳传教，后因洛阳兵乱，决定辞别洛阳返回天竺，临行之际，竺法行想从受教诲，求师留言以作纪念。耆域说：“守口摄身意，慎莫犯众恶。修行一切善，如是得度世。”说罢，便打坐参禅静守，法行又恳求说：“愿师傅传授人们所不知道的东西。你刚才诵的这首偈诗，就连八岁孩童也能背诵，这不是我所希望的得道高人呵！”耆域笑着说：“八岁孩童能够背诵，但百岁之人不能施行，背诵的东西有什么用？人们都知道尊敬得道的高人，却不知道只有施行了才能得道的，真让人感叹呵！我的话虽很少，但对施行者来说，却是多多益善呐！”法行深悟老师的教诲，在以后的岁月里，不但重要重可算得到了佛教嫡传的真谛了。

三受后学高评阐新译观点

竺法护为求得纯一，不食人间烟火味儿，曾于西晋武帝年间隐居深山，大约从泰始十年到太康五年前后十年光景。

法护在深山隐居期间，常取山间清泉水来沐浴，后来有一个打柴人，在他常取水的埠口，弄得污秽不堪，不久，水泉干涸了。法护在埠口处徘徊不定，十分感叹的说：“人不讲道德到这种程度，清泉也停流了，如果清泉永远枯竭，那么我就不能在这里生活了，那只有离开这里，另选取他处了。”他边想边说边打扫整理那些秽物，等到法护话音一落，清泉又汩汩地流出来了，满满的溪水，清澈见底，法护高兴极了，望着那青山丛林兴奋地频频点头。

晋太康六年，竺法护在深山修炼圆满，了结一段缘份后，去到了闹市长安，在长安青门外亲自立寺传教，勤奋又跋涉西域，亲搜梵经。回国之后，往返于敦煌，酒泉，长安和洛阳，译经讲经匪懈，于是，法护的美德善行，遍布天下，译经布经的声望，传及僧俗间。每天在法护所居之处，听经问法的僧俗语人员，川流不息，都以崇拜法护大德为终生快乐之事。

法护以弘教为己任，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的译经传教活动，几乎和西晋王朝相始终。最后于西晋末年，在从长安赴洛阳的途中，染疾于渑池而终，享年七十八岁。

东晋著名玄学家孙绰著《道贤论》，以天竺七僧，仿比晋朝的“竹林本贤”，以法护比山巨源，其论说：

“护公德居物宗，巨源住登论道。二公风德高远，足为流辈矣。”

东晋十六国时的佛教学者和僧团领袖道安，对法护的译经有很高的评价，他说：

“护公所出，若审得此公手目，纲领必正，凡所译经，虽不辩妙婉显，而宏达欣畅，特善无生，依慧不文，朴则近本。”

“护公，菩萨人也。寻其余音遗迹，使人仰之弥远。夫诸《方等》，《无生》昧》经类，多此公所出，真众生之冥梯。”

南北朝时南朝梁佛学史家释慧皎对法护的评价很高，他说：“孜孜所务，唯以弘通为业。终生写译，劳不告倦。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

上述评论，后人都认为比较公允，恰当。

竺法护往来洛阳、长安、酒泉、敦煌之间，不辞辛劳的译经，前后经历四十七年，成为中国佛教史上富有成果的佛教学者，成为大乘佛教全方位的宣传家。为东晋十六国时期大乘佛学伟大的开拓者。<div id="center_tip"><b>最新网址：www.</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