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元税制
在刘协结束了军府大会后在御府举行了盛大的酒宴款待帝**队各级将领宴毕之后刘协接到治略府的奏呈希望刘协参加次日举行的银元税制的讨论。
银元税制是大汉帝国以蒋琬为代表的工商派系极力推动的税制改革方案基础是在大汉已经初步实施的田亩税和纯利税的基础上实现银元的流通化以银元代替紫铜钱成为税率计算单位解决紫铜钱越来越无法确保市值的问题。
当然这一切只是表象隐埋在银元税制后的根本性改革是彻底取消户口税改为按财产计税的方式户口税是早期门阀制度的根本一旦被瓦解大汉帝国的门阀就将彻底颓败帝国的基础也将由门阀变革为农场主、商人、技师、学者为代表的新兴阶级。
人们喜欢把门阀制度的消失归公与科举制度但这是错误的实际上就科举制度而言拥有较好文化基础的门阀集团本身也可以在科举制度中获利历史上门阀集团的崩溃最主要原因是唐朝两税法的实施。
唐朝两税法的核心内容是以一个家庭的财产状况和田亩数量为依据征收赋税。同时政府针对商业贸易日益活跃的现实对茶、酒、盐等商品交易征税改变多少年来以单一农业税为主的税收结构。两税法的核心思路是“唯以资产为宗”它改变着将工商业视为浮末、不道德行业从而严加限制地做法；也改变着将土地的占有。视为威胁国家安定从而严厉打击的旧做法。
尽管两税法并没有表现出保护工商业及大地主利益的积极性因而存在着很大局限但政府现在已经初步懂得以经济的手法管理国家经济地道理因此无意间也承认了一切私人的赢利活动是合法的从而引起所有制观念的更新。这放开了一条缺口。使地主阶级、工商业者放开手脚去兼并土地、经营产业贫苦地社会阶层也因此获得了一点自由。
在按户口人头纳税服役的时代破产的小农只有取消自己的户头和独立完全依附到富人家里去……才能免除朝廷的征敛现在他们可以不那样做了。清贫可以少出或不出赋税他们就可以用契约的方式向地主租赁土地人身依附关系松弛多了。社会矛盾的表现方式也有所不同。
唐朝中期以前人民起义的矛头多指向朝廷中唐以后则更多地指向地主北宋初年王小波提出的口号是“均贫富”以后造反甚至是要“替天(“天”指皇帝)行道”。
凡此种种都表明着社会的变化重要地特点是两税法的实施为社会的富人和穷人都不同程度地松了绑(富人受惠当然更大)。正因如此。唐宋之际才出现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高涨。
中唐以后到北南两宋社会方面的变革先是南北朝以来旧门阀贵族衰落以至从历史上销声匿迹。其原因长期以来人们以为是科举制度造成的实则很难说明问题。科举只是为中下层知识分子的上进开了门路但旧贵族也一样可以经由科举致身通显这样的冢族很多。
一个势力强大的阶层不是某一位皇帝打击就垮得掉地充其量也只是抑制一下而已；旧贵族衰落的原因应当从中唐以后整个社会制度特别是两税法实行造成的变化寻找答案。
两税法以财产等级征收赋祝的规定极不利于大家族的存在势必造成大家族的分门析户的趋势。这可以从史书所记得到印证。其次。两税法造成农民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动也不利于大家族经济。失业的农民可以转而做小商人或租赁地主土地不会去依附到大家族那里。此外唐末农民大起义地打击和五代时北方民族的入侵都给这个垂死的阶层以致命的一击。看史书唐代的读书人总好以自标郡望来显示一下家世到宋代文人这样的习气基本消失人们更愿意表明地是自己如何努力。唐宋间另一个重要地社会变化是市井因素的大增。%小%说%网繁荣地城市遍布全国附丽于市井新的文化现象层出不穷。这都是社会经济特别是南方经济持续高涨的结果。
大汉帝国在华夏元年到二十年之间主要赋税收取一方面依靠单纯亩产计算另一方面也依靠门阀按户计税这是刘协为了获取门阀支持取得全国统一的临时之举。但这种计税方式已经明显的约束新兴阶级的权利。蒋琬作为新兴阶级的代表人物又身为负责国内经济运营的中治略公。自然成为提倡新计税方式的主要人物。
蒋琬有蒋琬的问题他虽然提出了银元税制以财产收入定税并且设定了三百银元年收入以下者无纳税义务在某种程度上确保了贫困者免税方式在农业税上选择每亩纳半银元税收的固定税制但又抵御更先进的“减富增贫税制”从这个角度而言出身新兴阶级的蒋琬选的还是追求本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
刘协很清楚银元税制只是唐朝两税制的一个变革版本它将大汉帝国的税收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固定农税另一个方面是贸易税。
大汉帝国原先对待商税的征收是按利征税并不是按贸易量征税这也是导致大量商社假账亏损逃避商税的根本采用新的按贸易量征税实际上帝国的商税将大幅度增加进而也会促使商社对此表现出不满。
两税制也是中国社会仇富现象的源泉银元税制实施地结果必然是会导致社会对富裕阶层的憎恨。甚至出现农民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帜起义起义一旦成功就把所谓的“天”也诛除掉自己挂起“天”的旗号。
看着蒋琬给自己递交地关于银元税制的详细奏呈刘协感触良多税务改革是国家所有改革中真正最深层次的改革。要么不改要改就必须一步到位否则就会引更多的问题。
刘协让陈群把张昭、荀、诸葛瑾、蒋琬、胡昭全部请到御书房打算在正式讨论银元税制前。先和他们达成一致。